但是，王安忆小说的结尾却把改革的神圣性消解掉了，“改革者”的命运被悬空搁置，“结尾”就是把整个故事的叙述打一个结，但是在打结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解结了。这是许多优秀小说的特点，许多疑问还在路上，“改革”到底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如何定位“打结”《长恨歌》出现，“改革”的草蛇灰线才算有一个结尾，许多读者不明白为什么要写第三章，王琦瑶风雨苍莽一路走来，怎么就在改革后的年代里匆匆被结束了生命。王安忆的回答是“如果没有第三章，就是通俗爱情小说”，可见她是着力写“改革”的，也表达了自己对改革的思考。
不能理解“文革”也就不能理解“改革”，当时有许多关于“文革”的小说、话剧、诗歌，有与主流叙述一致的，也有背离的，比如《重逢》[7]等，但是关于“文革”复杂内涵及其成因的讨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流逝》呈现“文革”的方式也许可以回答王安忆为什么对“改革”的叙述会游离于当时的主流叙事之外。《流逝》讲述了欧阳端丽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她由张家少奶奶落入生活底层，成为张家主要的支撑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四处奔走，去寻觅一份她过去根本不屑一顾的最卑微的工作，从而担负起维持一个家庭的重任。“文革”结束后，她重新回到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中(一种闲适的少奶奶生活) ，但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回归却给她带来了新的困惑与烦恼。她苦苦思索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经历了一段思想的斗争后，她终于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与投身于创造性的社会劳动之间，做出了郑重的选择，并且从自食其力的生活中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这种生活远比她过去的享乐生活清苦，却使她的生活更充实。以这个角度去观察“文革”，就不再是仅仅表现“文革”的危害与疯狂，而是它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留存下的痕迹，“时间在过
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应当使流逝的岁月留下些什么。”有些东西是变化的，有些则是顽固地保持着，或者说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同样写“文革”时期的小说《墙基》，叙述了两个弄堂里不同人群之间的隔膜与差异，墙基是一个象征物，十分明晰地凸现了隔绝主旨。四九九弄和五O一弄的人们因文化教养、身份地位相差悬殊而难以认同，历史机缘(“文革”) 使得理解首先在阿年和独醒两个孩子之间达成，心灵间的冰河融化，墙亦于无形中拆除。这场沟通继而波及两弄居民，傲慢与偏见被友好、平等替代，隔膜和仇恨为了解和尊重置换。然而，十年浩劫过后，畅流的心河却再度封冻，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8]。改革的神圣性的想象性建立是基于这样的集体共识“文革”是混乱、极权政治、理性丧失、生产破坏的年代，以上两篇小说里的“文革”并没有脱离大时代对它基本的定性与判断，它们的特异之处在于都是从日常生活里寻常百姓的感受出发去表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细微的情感波动，微妙的难以言说的忧伤惆怅是小说的主要立足点。
这两篇小说，就思想深度而言，《墙基》比《流逝》反映的问题要尖锐得多，虽然后者是年度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流逝》的获奖可能是因为它的结尾色彩比较明亮，张家少奶奶毕竟在历史流逝中获得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墙基》则比较灰暗，阶层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和解后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小说就是把现实的墙壁打破后，再赋予它寓言的外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扩大这篇小说的外延，两个弄堂可以扩大到城乡之间、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可以延伸到另外的小说里，那些削尖了头要改变自己身份的主人公(八十年代的刘以萍，九十年代的阿三等) 却永远不能在王安忆的小说里顺遂人愿。在美好的“人性”、“人道主义”的关怀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中塑造人物形象主流价值标准的时候，阶级、身份差异曾像瘟疫一样使小说家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王安忆的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发廊情话》、《民工刘建华》等，却一直延续着这种对不同阶层的人的焦点式描写。她在描写许多下层女性时比较喜欢用一个词“乡气”，把一个人的品位、趣味、衣着、思维、文化教养甚至内心的一丝触动都考究地掂来量去，这当然有她说的“对象的审美性质决定了我写什么”的原因，那些“庸常之辈”或者市井女性都是她比较擅长的，阶层差异或者说某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也一直是她关注的对象。
作家的身份是理解一个作家的必要前提，但是作家同时也是拒斥着他人对自己身份的固定化言说的，因为这里有符号化的危险，也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期的效果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与读者期待。王安忆也会拒绝别人把自己与上海都市、张氏传人、上海怀旧生硬联系起来，但是在另外的方面却不属于此例。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我恐怕就是共和国的产物，在个人的历史里面，无论是迁徙的状态、受教育的状态、写作的状态，都和共和国的历史有关系”[9]。这样大剌剌的态度，一方面是自信自得，另一方面是真诚，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是我们看世界的立足点，‘我’也是我们想象世界的立足点。小说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但它利用的是这个世界的相似性，这是通向人们的理解与同情的桥梁。所以，对这个世界认识的真实性就是我们创造的基础。而认识世界的主体——我，首先必须真实。”[10]王安忆并不讳言自己与共和国历史的紧密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小说也是一种共和国文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经验在对她的小说的理解中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以“我”为想象世界的立足点，共和国历史中那些曾经恢弘一时的重要事件，在王安忆的小说里就不仅仅是背景，还是一种成长期的夯实的底子，仔细地洇染在一个“想象的世界”的结构中，而且因着“真实”的态度，这个“想象的世界”摆脱了“众生合唱”的诱惑，在喧嚣中保持着孤独的姿势。张旭东说“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产物，产物也就是成果，就能看到中国历史产生过什么东西，生长过什么东西，这特别重要。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对正当性是一个印证，正当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王安忆的小说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对共和国历史的审美化的形式处理不仅是内容主题上的，在对小说里具体时间空间的处理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二、历史时间与个人生活时间
亨利·詹姆斯说“小说乃是历史，这是唯一相当准确地反映着小说本质的定义”[11]时，他所强调的是对故事的一种叙述。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及其所负载的人性符码，又都是被规定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上，也就是说作家需要某种凭据来建构故事的情节。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遵循自然的时间观念，并且前瞻性地开拓了自己的空间，“我的写作是因循了我的自然的成长，这成长包括年龄、经历和经验”[12]。时间和空间既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人感知生命存在的秩序状态。小说是时间的容器，它能够物化时间、储存时间。王安忆是一位对时间和空间极为敏感的作家，她自己曾经说过“有时候我想描绘小说这东西的形状。它的时间状态是无疑的，就是讲述的过程，那么空间的状态呢 空间是个令人茫然的概念，它好像很难物化似的，而我知道，空间其实是无时不在的，它是时间的容器，我们存在的本身就证实并使用了它。”空间是融于时间的，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时间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有两个分区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关系勾勒了小说的时间轴心，进而影响了小说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一位从共和国的历史中成长出来的作家的潜力与历史的印记。
一方面，历史时间是小说得以结构与谋篇布局的显在框架。一九七八年，理论界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件大事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波及社会各个领域，“重新估价”、“重新命名”、再思考、再定位，是当时反响最为强烈的呼声。革命时期的叙述时间虽然失去了效力，但是它只是在内容上被颠倒了，形式上却延续了革命历史时间叙述。“雯雯”系列、《墙基》、《庸常之辈》、《本次列车终点》等都是以时代的主题作为展开情节动力的，这个特征是时代的共性。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时候，作家们都有对时代发言的冲动，而且也成为一种时代“意义”。另外，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与作家自然的成长时间相伴随的是历史时间的名誉不再，理想时代的失落，最为突出的是对历史时间之外的时间纬度的表现，日常生活里的个人时间开始在历史时间的框架里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墙基》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命是神秘的，而又是最实际的，生活在世界上，需要有最合理的形式、组织结构，从而才能生活得好。”作家把理解、同情和尊重转向对社会庸常之辈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评价，在对普通人生、日常生活的从容描述中，赋予庸常人生以一种人类普遍尊严和价值层面上的崇高感，从而补偿一种巨型崇高感的失落。《庸常之辈》、《野菊花》、《分母》等篇叙述的是里弄生产组、工厂间的俗男女、三流学校里被充作‘分母”的差等生。他们像星星点点开遍田野沟坎的野菊花一样众多，平凡到有些卑微，不经意间就会被忽视、被遗忘。但“尽管它多、它贱，它不起眼、不好看，可是细细打量，也是一朵完完整整的花”。而尊严“是这样重要，如果得不到，灵魂是多么痛苦”，它“本是每个人的权利，随生存而赋有的权利”。人在长期的被封闭、被禁锢乃至被愚化之后，外在压制力量消失或减弱，使得人之生命力、创造性即以不可遏抑之势喷薄而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崇仰，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即迅速蔚为风气。但是，王安忆小说里的“人”缺少这种耀眼的光芒，何芸、陈信，都是回城知青、里弄生产组工人，他们的生活沦陷在吃穿住行的战争中。何芸现在一心希望并全力以赴的，就是她的婚事，虽凡俗，但“婚事”作为一种目标，却闪耀着理想固有的那种庄重、神圣的光泽。这种追求与一种务实、积极的生存态度紧密相联，它带有社会基础的性质，况且“这种追求还超越了具体目标本身，它是作为一种人格宣言、价值确证来进行的。何芸所有的辛苦劳碌指向一场婚礼，又不仅仅是婚礼”。我们能感受到作者顽固地要赋予这些个人时间一种“意义”的决心，也就是隐藏在琐碎庸常的行为之后的人之价值与尊严。
王安忆早期小说一个重要建设性的功能就是呈现了个人时间里的历史时间，虽然宏大的历史时间受到了诸多质疑，但是，《雨，沙沙沙》里的雯雯对希望的不灭不绝“这只是自己一个美丽的幻想，而她却是怎样地信任这个幻想啊!”“假如没有它，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假如没有那些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梦想，对人与人友爱相帮的向往，生活又会成什么样”《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下乡十年，放弃了许多属于他的东西，唯一的奋斗目标是回上海，因为那里有许多美好的记忆在召唤他。而当他付出很多代价，历尽艰辛回来之后，现实生活又打破了他对上海留下的那“一片金色的回忆”，使他觉得回到上海是一个错误。他意识到，失去的永远失去了，而“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这是陈信经过十年的奋斗才悟出的人生真谛，同时也是王安忆对人生意义的新的理解。人应该找到一个更远更大的目标。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但有了这个目标，“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怅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当时的文学批评会把这样的“希望”当做年轻作家天真的歌唱，甚至有点幼稚病的意味，但是从信仰与虚无的中间位置来看，这些“信念”无疑是文学仓库中的一些宝贵颗粒。“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使得原来的信仰和理想化为虚无，青年们既不能回到没有“理想”以前的时代，也不能恢复到理想高蹈的年代，这个“信念”的坚持似乎是唯一可以做到的。
结 语
一九八五年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日臻成熟，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些不甚明了的倾向与趋势逐渐成为了她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历史观，这些观念渗透在《小鲍庄》、《叔叔的故事》、《长恨歌》、《乌托邦诗篇》和《富萍》等作品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写作形式。“历史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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