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
尽管在教育部门颁布的学科分类和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当代文学”似乎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概念。它指的是对1949年至今（时间）发生在中国（地域）的文学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但是，在什么是“当代”的理解和阐释上，它却是一个最值得怀疑的问题。“80年代以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处理这一概念上，出现了分歧”，“所有这些运用，确实都带有‘权宜’的意味。”（1）“这里存在着‘当代文学’一头、一腰、一尾三个问题”，“它尖锐地暴露了‘当代文学’概念内涵的诸多含混。”（2）“‘重写文学史’的兴起和‘当代文学’的崩溃并不单纯是文学领域里的一场风暴，而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地震，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3）“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当代文学’历史意义作出评价”，“如何评价有三十年历史的‘当代文学’？”（4）正如评述者所表述的那样，“当代文学”的显要性质在于“寻找”，它的最终归宿，需要在“重写”中来完成。只有通过不断的“重新提出”，“当代文学”才能获取它历史活力和“真正”含义。这样的描述逻辑，就将“当代”文学始终置于不断分裂、分化当中，最为清楚地记录了80年代至今二十年间它真实的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状况。
“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其主要根源是肇起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释”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要对“文革”及其以前的“极左错误路线”进行全面检讨，而它的根据，是对过去的“历史”作“重新解释”。这就势必导致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内涵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当代’，在这里是一个特指的时间概念”。它包含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这两个时期。而就在对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的重新理解上，发生了将《讲话》的“本身命题”与对《讲话》的“片面发挥”人为分离的历史叙述。作者声称：“建国后文学思潮的流向、起伏，无不受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制约”，原因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对文艺的特别关心有很大关系”。“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他连续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这些文章和文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需要而提出，引发的是政治运动。这样，“对于《讲话》精神的阐释发挥也就不能不走向片面极端，这就是反复强调其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路线、为政治服务和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对于《讲话》中的其它一些重要命题，如‘我们的政治性应该与真实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等，却被置之不顾或偶尔提及”。到后来，则“被‘四人帮’利用，用‘文艺黑线’和‘黑八论’一网打尽，这是现实主义的悲剧”。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作出重新评价”，其目的是，“反顾历史，寻根究底，正本清源”（5）。
尽管朱寨的论述含有“权益”色彩，但他以“概念分离”的方式重建“当代”文学的主张，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史叙述。他这种将“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一些具体“文章和文件”与同一个作者建国前《讲话》“其它一些重要命题”，以及“四人帮”的极端言论相剥离，将“始终与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联系”的现实主义与“受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制约”的现实主义加以区分的文学史表述，克服了当时历史的“难度”，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当代”文学。不过，这种“当代”文学的表述，虽然表面上与当时“去政治化”的文学思潮紧密匹配，反映出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走向和价值追求，它仍然难被看做是所谓的“纯文学”主张。这是因为，这一文学建构的“说服力”，是通过对中国历史国情的特殊分析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与它“重新评价”和“正本清源”的对象一样，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并在“改革开放”政治运动的保证中，推动着这一“话语方式”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制化”地实现。（6）由此可见，这种“概念分离”最终实现的并不是“纯文学”的诉求，而是“当代”文学的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回归，它要缝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造成的“话语裂痕”，并在此基础上重述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当代”文学。因此，它更积极的目的是，清扫过去文学中的“错误观点”，激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残存的历史活力，赋予它以新的含义，而作为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也在这一文学史表述中被悄然地预设。在20世纪，不光在“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其实在其它时候也都发生过通过将概念“撕裂”来实现它的转换与重造的做法，如“五四文学”将宋代以后的“通俗小说”从古典小说系统中撕扯出去，并将它与“西方文学”一起整合成今天我们知道的“新文学”，1949年的“人民文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分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谓“当代”文学也是可以作为“当时”文学或“当下”文学来看待的。
但朱寨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前言》中一直试图回避这方面的“嫌疑”，他告诉我们：“这里的‘当代’不是当前的意思，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当代文学’的命名，主要是为了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相区别。”他确信，“不管将来人们改用什么名称，或者它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概念（如‘20世纪文学’）中，我们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7）然而，无论作者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评价”看，还是其在这部著作中所输入的新一套的“价值系统”看，它都可称为标准的“新时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是与“当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着的那种“当下”（也即朱寨先生所说的“当前”）的文学史描述。其实，既然“历史重释”运动是要将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追求的正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的宏大目标，那么，将“当代”文学的概念转换为“当下”文学也是被允许的，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文学合法性”。我们所知道的所有通过“叙述”而存在的“历史”，不都具有这样的品格吗？“可见‘当’的本意就是表明一种现存的实在的处于转换过程中的关系”，“汉语的‘当’也有一种过去式的用法比如‘当初’、‘当年’，不由让人对‘当’的往后延伸的生命力产生丰富的联想。”（8）

二、“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
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从1949年“当代”文学的源起一直写到1979年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如果说他以回到胡风、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反思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从而实现了“当代”文学与1979年“当下”国家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的话，那么我们考察这一概念内涵在1979年后的变化，就不能不继续研究“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如果说“当代文学思潮史”是要修复“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在“当代文学”历史过程中的“正宗”地位，“新时期文学”则是通过对“当代文学”的替代赋予其“人的文学”也即“世界文学”的新的内涵。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当代文学”的“错误”（1979年以前），正是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生成机遇和发展的空间。
1949年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当代文学”，是一场从“世界”退回“本土”的中国式的文学运动。虽然“当代文学”最初被冠以“新中国文艺”的名称，但它却是以脱离被“世界文学”所包装的“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轨道为价值指归的。诚如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而要落实“形成”“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新的国民性”的现实目标，其途径是：“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记农村”。这是因为，“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9）。在这样的表述中，“世界”被等同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世界文学中的“人的文学中心论”则为“民间文化中心论”所代替。这种源于冷战背景的清除作为“世界文学”核心价值的“人的主体性”的文化逻辑，也在茅盾后来的《夜读偶记》得到了体现。一方面，作者承认，18世纪启蒙派的现实主义和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抓住了人物的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把它批判为“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文艺自由’、‘艺术家的良心’”。而站在“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两个问题”上来立论，于是他得出的结论便是文学中“人的主体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表现。（10）这样，“世界”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就被简缩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的“当代文学”因为坚定的思想价值立场而被标榜为“喜闻乐见”的本土文学。
1978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走向世界”，“新时期文学”又重新回到对“世界文学”价值体系和审美规范的认同当中。“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意义，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撰稿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揭示为：“任何强有力的文学繁荣，都不能拒绝外国文学艺术的有益影响”，而中外文化交往的正常开展和日益频繁，对于“打开我国作家和读者的眼界”和“民族的文学形式和手法的创新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1）。“揭示人物命运的内涵，也就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这时的“人物的描写已不再是‘文革’或‘文革’以前时期的人物性格的单纯化”，“人生的价值”也已成为“一批青年作家追求的课题”（12）。如果说，两部文学史所建构的“新时期文学”在描述上还与现实政治难解难分的话，那么，刘再复发表于1985年与1986年之交的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则明显以“超前的意识”脱离了本土，而为“新时期文学”注入了明确和强烈的“世界”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篇论文对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发展有巨大作用，但在文章中，刘再复仍然在运用周扬、茅盾那种“二分法”描述方式，他归纳的“世界文学”范畴的词汇有内宇宙、人的主体、文学的主体性、创造主体、精神主体、审美个性、创造性、文学是人学、人的灵魂、超越意识、超我性、忧患意识、博爱之心、美的普遍性、忏悔、痛苦、超现实主义等等，归入“本土文学”的则是抽象的阶级性、群体存在、政治运动、消极、被动、主体性丧失、遵命文学、外宇宙、人的异化、工具性、机械反映论、机械决定论等等。也就是说，他同样是采取“压抑式”的文学史叙述，完成了“新时期文学”对“当代文学”的替代的过程。于是不难看出，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叙述中，对50年代至70年代历史/文学相对深入的了解，使人们更为清楚地理解80年代历史/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使我们进一步理解，80年代的许多思想、文化和文学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80年代与50年代至70年代不同文学立场间的交锋，而是80年代在如何理解50年代至70年代“当代文学”上思想、话语冲突的呈现。显然值得关注的，是“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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