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出关》、《起死》这两篇小说的解读入手，探讨鲁迅对道家的拒绝，认为鲁迅在小说中批判老庄，不仅作为“文明批评”，而且与他对“立人”课题的新探索有关，与他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及自我革命有关，因而是丰富的、复杂的、容易发生误解的，需要认真对待之。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鲁迅对道家的拒绝是非常独特和耐人寻味的。
较之儒家和墨家，鲁迅与道家的关系显然更为复杂。对于儒家，鲁迅早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1]，自谓“孔孟的书”虽然“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2]。小说《出关》虽表达了鲁迅对孔子“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肯定，但这只是相对于老子的“以柔退却”而言，未必更具积极意义。实际上，鲁迅对孔子的肯定完全可以消化于他对墨子的肯定和偏爱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儒家价值的承担只是他承担墨家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我们知道，墨可能出于儒，二者较之先秦诸子同多异少，都是“欲救世弊”之法，但乎只表现于显意识层面，是其思想中支柱性、“脊梁”式的存在，不像道家那样曾深入其骨髓、化为血肉——“中过庄周、韩非的毒”[3]。事实上，鲁迅与道家发生关系的广度、深度乃至曲折度，是其较具积极评价的“儒墨”远远不能比的。这也表明了他批评道家思想人物的复杂性：其情感的喜爱、沉耽与理智的峻拒恰为一对矛盾。后来，鲁迅虽然以拒绝的方式最终结束了与道家的纠葛，但这种拒绝却是通过自我的内部交战进行的，表现为一种“排毒”的努力，因而往往不免于心智的某种撕扯和分裂。
《故事新编》是鲁迅“对于根深蒂固的旧文明施行袭击”[4]、进行“文明批评”的产物，写了不少形成中国传统、塑造中国文化性格的“卡理斯玛” (Charisma) 型人物，从鲁迅对这些神话、传说、历史上的英雄、贤哲的描写中，我们自然可以考察他的评价及情感态度——小说文本与文献典籍之间思想价值的相同或差异，或者艺术形象与人物原型之间的符合或不符，都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的褒贬和取舍。差不多可以说，《故事新编》中小说人物与史籍原型的符合程度与鲁迅对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承担程度大致是成正比的[5]。
其中涉及道家思想人物的作品有两篇：《出关》(1935年12月) 关切于老子思想的出路，《起死》( 1935年12月) 着眼于庄子哲学的困境。就写作手法而言，《出关》比较遵循经典，对老子其人“只予铺排，不加改动”； 《起死》则对典籍本文进行了强烈变形，庄子成为一个被“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6]出的漫画人物。这种差异——“循规蹈矩”和“恣意改写”的两极表现——在鲁迅批评儒墨两家思想人物时是不曾有过的。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鲁迅处理老子和庄子的不同? 我们能说他对老子较多认同而对庄子较多排斥吗? 我注意到，在《出关》和《起死》中，鲁迅笔下的老子和庄子，无论其变形程度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命意与作品的客观效果之间，在小说人物与小说原型之间，都存在着某种距离。这一现象是意味深长的，我想，它可能反映了鲁迅意识深处自我交战的本质，以及他评估道家思想人物的两难，但也可能涉及他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新的“立人”构图——探讨一种关涉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之连动可能性的实践构造——所遭遇的特殊问题和矛盾。
本文想从这两篇作品的解读入手，揭示鲁迅与道家思想人物的复杂关系及真实态度，捕捉并扫描他贯穿一生的“立人”探索在其中的投影。我以为，在《故事新编》中，道家人物的活动如同儒墨人物的活动一样，同样体现为一种人作为社会历史之主体进行价值实现的有意味的方法，蕴含着鲁迅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关系的观点和思考，其中思想与行动如何转化以及相互支援是问题的焦点，是鲁迅批评老庄思想、重估道家价值的入口和平台。

一、《出关》的“关”
1935年12月，鲁迅同时创作了《出关》、《起死》[7]，对道家思想人物及其价值进行集中清算。
可是，1936年1月《出关》发表后评论界的反应却出乎鲁迅的意料，它或者被视为“斥人”，或者被看成“自况”，鲁迅不得不直言小说“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8]，并专写《〈出关〉的“关”》(1936年4月30日) 一文，就“作者的本意”进行解释：
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
但是，我自己阅读这篇小说，对“自况说” (批评家邱韵铎的感受) 却也深有同感，尤其是如下表述：
……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9]
我们知道，鲁迅是明确反对“自况说”的。这是因为，若把老子当作鲁迅自己思想情绪的寄托者，会使读者把批评者的价值观与批评对象的价值观混同，从而遮蔽其批评老子思想的“本意”。因此鲁迅在此后致徐懋庸信( 1936年2月21日) 和《〈出关〉的“关”》中，不断强调他对老子的“毫无爱惜”和“对于他并无同情”[10]。但为什么一篇旨在批评老子思想的小说会被人不断地“误”为寄托了作者的“同情”的自况? 或者说，为什么“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会比代表鲁迅“本意”的“结末关尹子的几句话”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呢? 笔者再三考较小说原文、鲁迅的解说以及为他所不满的邱韵铎、徐懋庸等人的批评，仍感无法将所谓“自况”的内容排除于小说之外。其原因并非如鲁迅自己的反省，“这大约一定因为我的漫画化还不足够的缘故了”或“是我的文字坏，不够分明的传出‘本意’的缘故”[11]，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小说选材与作者的立意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二，作者创作时对老子无意识的主体情感投射。下面分别说明。
《出关》是由孔子“问礼于老子”和老子“西出函谷”这两个故事构成的，其本事前者来自《庄子》的《田子方》、《天运》、《庚桑楚》诸篇，后者采自《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但其直接来源却是鲁迅在东京留学时“从章太炎先生口头听来”、“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12]的观点。章太炎不尊孔子，在《诸子学略说》中曾将孔子“心术忌刻”的一面尽情揭发[13]，鲁迅“虽然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但仍把章氏“为了孔子的几句话”，作为《出关》中老子“西出函谷”的理由。这样，其饱含肯定性价值的“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的思想图景，就建基于章太炎否定性的“非孔”观点之上了，小说的选材与立意自然也就呈现出某种矛盾或分裂——“非孔”的事实却被用来表现对孔子行为的肯定，有利于老子的事实却被用来作“无利于老子”[14]的思想批评，这如何能不让邱韵铎等“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15]呢? 而且，在小说对孔子的居心叵测和咄咄逼人的“以柔进取”中，老子的“以柔退走”和“西出函谷”，是无论如何都要激起读者的同情弱者之心的。倘若无视小说选材与立意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仅仅因袭鲁迅的解说而把《出关》视为“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16]，我以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出关》“有利于老子”之处不仅在选材，还在于作者创作时无意识的主体情感投射——这也正是所谓“自况说”的由来。老子这个道家人物，确实会给人留下某种“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印象，带着鲜明的鲁迅式气质和命运的特征。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以老子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人物关系: 无论与孔子的学派“相争”，还是与学生庚桑楚的解颐答问，还是在函谷关与关众的无奈纠葛，都与鲁迅的个人生活太过于相似，使他在刻画老子时无意识地动用了较多主体经验。比如通过孔子问礼，小说再一次回旋着《奔月》中“逢蒙杀羿”的主题，让人联想到高长虹及其他青年与鲁迅这个“导师”之间的恩怨纠葛； 其中孔子的外柔内险、貌恭心倨以及隐然以“孔
氏之徒遍布东夏”的实力相威胁的手段，以及老子的学生庚桑楚们动辄“我们就和他干一下”的神态口吻，也不免令人走入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与30年代的文坛政治发生联想； 即使到了函谷关之后，老子与关尹喜、巡警、书记、账房等一千人的关系，也延续着其小说中“独异个人”被“庸众”包围却相互隔膜、不得理解的模式；甚至如其中“优待老作家”、“发牢骚、闹脾气”之类噱头，也令人感知鲁迅的个人经验在老子身上的投射。这些内容，或者凝聚为谨严的结构，或者内化为老子的心理动作，或者作为制约性的活动环境，或者被刻意强调，或者是信笔讽刺，遍及于小说的组织肌理，而至于小说终篇，读者感受到的不止是“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而且变为“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的特写镜头了。这难道是鲁迅小说的失败吗？
我以为，在更深的意义上，《出关》的效果与鲁迅的“本意”之间的距离或矛盾，其实反映了鲁迅思想和意识深处自我的某种对峙。在鲁迅笔下，“孔老相争”中的孔子和老子，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有关思想与行动转化的方法。通过老子其人，鲁迅一方面突出与“实行者”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对照，一方面批判其“无为而无不为”、“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特征，在“孔老相争”时让“孔胜老败”，这是他基于原则的理性选择。但在情感上，鲁迅深切感知的却是老子的内心，而与他所肯定的孔子距离甚远[17]。虽然他最后试图通过关尹喜们的议论和嘲笑对老子思想进行批判，但由于其无意识的主体情感投射在前，有意识的批评责难在后，其效果便不免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从小说本意在讽刺，但实际效果却不免于抒情中也可得到印证。
那么，这是否就一定不利于鲁迅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呢? 当然不是。因为即使把老子看成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把他置于鲁迅小说“孤独者”——所谓“把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人物队列中，我们也仍然能够感知他对老子的真正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故事新编》式的否定，而是近于《在酒楼上》、《孤独者》乃至《奔月》的自我批判和寄托而已。理解这些内容不必一定要联想到《呐喊》、《彷徨》中的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单与《故事新编》中的女娲( 《补天》) 、羿( 《奔月》) 、黑色人( 《铸剑》) 等肯定性形象相比较，我们也能知道老子的问题出在哪里: 其作为社会历史主体之能动性的匮乏——所谓“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空谈”、“以柔退走”等等——正是以“立言”为要事和能事的中国知识人的通病。因此，尽管鲁迅对他有同情，有内在的体认，甚至于无意识地主体投射至近乎“自况”的程度，但其“以自隐无名为务”[18]的治学乃至自足于“作大言”而不涉行动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倾向，仍促使鲁迅对这种将“一事不作”合理化的“无为”思想进行批判，对只满足于“立言”的“徒作大言”的传统“立人”路线进行揭发。
《呐喊》、《彷徨》中的“孤独者”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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