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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对道家的拒绝——以《故事新编》的相关小说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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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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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的“欲救世弊”的“志士”[19]，其“行动与主张”是高度统一的：他们一旦有了觉悟，便立刻要“劝转了别人”，“改变旧有的‘吃人’心思” (如狂人) ；或者被捕之后仍鼓动牢头造反(如夏瑜) ；或者有志难伸，在社会不断碰壁之后陷入对“敷敷衍衍”生活的懊悔无奈和颓唐之中(如吕纬甫) ；或者连维持自我、维持内心的独立和完整——做一个“独头茧”都不能，最后只能自戕、堕落(如魏连殳)……但无论他们的人生轨迹如何，这些人的“行动”都是对其“主张”的落实，思想与行动是连带着和连动着。倘若有人竟“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出现思想与行动的分离或反动，那便成为深沉的、具有丰富社会和心理内涵的悲剧(如吕纬甫、魏连殳) 。在他们那里，什么“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什么“以柔退走”、“无为而无不为”，统统是没有的。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体现为一种“救世”的积极作为和言行一致的能动结构，或者慷慨牺牲，或者激愤抗议，或者消沉自责，或者被迫堕落，无论结果如何，较之老子将“以柔退走”合理化为“无为而无不为”的“守雌”哲学，却恰为鲜明对照。在《故事新编》中，与老庄等否定性人物形成对照的肯定性人物，其实不止是《出关》中“以柔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者”孔子，更重要的还有如禹( 《理水》) 、墨子(《非攻》) 以及黑色人“宴之敖者” (《铸剑》) 之类墨家人物。他们才是鲁迅衷心喜爱、真正心仪的行动英雄。
那么，对鲁迅批判老子究竟该怎样看，我们能否把它视为鲁迅对自己的一种批判呢? 我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可能性和矛盾性结构，不管是取向相反的“孔老”，还是积极作为的“儒墨”，它们在鲁迅的精神中一直就存在着: 它有时叫“庄子和韩非”( “随便”和“峻急”[20]) ，有时叫“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起伏消长”[21]，有时叫“战斗”和“休息”……木山英雄曾分析鲁迅“说到自己时那种对偶的形式”，进而发现“通观他的一生，到处可以见到这种两极性的东西以及摇摆于两极之间的精神运动”[22]。其中还特别提到蛰伏于其精神深处的墨子和老子——“前进与回顾”、“积极行动和超脱通达的两种欲望的对立”：
我觉得通过杨朱与墨子、庄周与韩非等相对照，除表现了鲁迅思想中前进与回顾之间的矛盾之外，也似乎不断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上还有积极行动和超脱通达的两种欲望的对立。借用《故事新编》中的形象来说，其中真诚的到处奔波的非战论者墨子( 《非攻》，1935年) 和在孔子的“伪诈”面前无可奈何地逃遁的老子( 《出关》，1935年)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为道家所发扬光大的消极的精神，在鲁迅那里是一种“体验性”的存在，因此说老子和墨子一样，作为鲁迅自我(之消极性/积极性) 的或一代表，各居于其行动之轴的一端该是毫无疑问的。有学者更认为，老子“失败主义”的行动取向虽然“站在和墨子相对的位置上”，但他“并没有失去行动者的面目”，其选择“走流沙”也可视为一种“不走官途的积极意志的反响”[23]。老子的“走流沙”和“无为”，在《出关》中虽遭到鲁迅强烈的否定，但透视其精神的根柢，我们却会发现，二者因共享一个出发点而相互缠绕、矛盾地共生于鲁迅自我的深处。假如我们可以把孔墨和老庄的对峙视为植根于鲁迅内心的行动哲学的两极化，那么木山英雄关于“孔老相争”中老子“退却”之意义的分析就不能不是一针见血的：
胜利的可能性，在由精神的原理发出的韧性的战斗中。原来感到无望，缺乏信心是实情。反抗的第一声就是最初胜利的起点，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达到从百分之百失败的点出发的状态。……
他(指老子——笔者注) 的战斗特点是：一是由于在自己孤立失败的痛苦中坚持，所以就把这种精神作为战斗的根据和原动力； 二是由于片刻的踌躇和退却也很有可能导致完全崩溃，所以必须毅然决然地切断退路，维持这种紧张的局势。[24]
由于老子的退却仍保持了对“相争”这一紧张局势的坚持，因而在精神原理的层面上，“彻底失败的积极性的老子和以胜利为目标完全胜利的墨子”，就呈现出类同的特质，“战斗从两个相对的方面被完全地展示出来。言行一致是鲁迅文学出发点的希望，然而这一愿望却被墨子、老子适应了。”[25]因此，老子和孔墨之争，就思想与行动的连动转化而言，其差异与其说表现在“说”与“做”的层面，不如说体现在“说什么”和“怎么做”的层面。当鲁迅无比深刻地对它们进行“省察”的时候，老子和孔墨的矛盾其实已经内化为鲁迅自己的矛盾，成为其思想中结构性紧张的来源之一。
我想，既然我们无法把二者从鲁迅的思想中分离，那么，把《出关》对老子思想的批判视为鲁迅自己的某种独特的“自我批判”，在逻辑上还是可以成立的。
二、两个庄子
不过，尽管老子可视为鲁迅的某种不自觉的内在自我，但对其“以柔退却”和“徒作大言”的“空谈”，鲁迅毕竟是明确拒绝的，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就成了鲁迅对庄子哲学的批判——措辞更严厉，姿态更决绝，手法更漫画化。
在《出关》中，老子其人较之典籍中的形象其实还算比较贴近，这似乎表明，当鲁迅把老子“无意义的价值撕破给人看”时，他对老子的价值是否完全无意义还不能作出简单的断语，但在《起死》中，鲁迅批评老子思想时所表现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之间的矛盾消失了，庄子——这个道家学派的二号人物被刻意改写为一个道士、彻底“漫画化”了。这样一来，固然避免了像《出关》发表后所遭遇的“误解”，但同时也使鲁迅与庄子本来复杂的关系变得过于简单了：他中过“庄周、韩非的毒”，对庄子的喜爱和了解更甚于老子，但《起死》却并未体现出这些内容。
事实上，如同有两个不同的孔子一样，鲁迅笔下也有两个不同的庄子：一个是《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涉及的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庄子，那个“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26]以及“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27]的“超世抗俗”的先秦哲人；一个则是作为共时现实参与社会文化进程、与中国国民劣根性有着深刻因果关系、堪称现代“伪士”鼻祖的负面思想形象。
对于《起死》中的“庄子”与典籍中的庄子的不同，以及《起死》中鲁迅对《庄子》文本意义的故意曲解，钱碧湘在《鲁迅笔下的两个庄子》[28]中曾作过准确细致的辨析，认为鲁迅史笔下的庄子与文笔下的庄子，“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于老聃”[29]。事实确实如此，《起死》中的庄子不过是一个身披道袍、混杂道家/方士思想、以“上朝廷”求取功名为荣、能把一切思想、学说、主义、名目变得合于私利的“伪士”形象而已。
我们知道，在现代中国，庄子一般被看成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抗俗超世”的大思想家，郭沫若更把他视为体现五四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象征，其特立“抗俗”的一面——所谓“蔑诗礼，贵虚无”——不仅与鲁迅心仪的嵇康、阮籍之类魏晋人物有着精神血缘，而且与鲁迅早期的“立人”建构——对所谓“精神界之战士” (尼采、易卜生、克尔凯郭尔) 、“摩罗诗人” (拜伦) 等的肯定也存在着价值的类同，但鲁迅为什么要对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视而不见[30]，偏偏揪住其消极方面大做文章呢?
我以为，这可能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鲁迅曾深入“虚无”及“无为”这一曾困扰过庄子的问题，并以自己的痛苦体验和思考，作出了不同于庄子的回答[31]，这可以解释鲁迅留日时期的“立人”构图中为什么会无视庄子思想的积极作用。一是与鲁迅对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的负面作用持独特看法有关，这可以解释鲁迅为什么会那么重视庄子思想的消极作用。由于第一个问题将在后面展开讨论，所以，我想先讨论第二个问题。
一般而言，统称为道家的知识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老子强调的统治方略和处世术，一是庄子追求的获取个体内在自由等的方法，一是从中生发出来的由“善生”、“养生”而至于“外死生”、“求仙”的道教迷信。三者虽然同源，但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道教迷信，作为道家思想的庸俗化和宗教形态，它以民众的信仰为通道，以感性蛊惑为诉求，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与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发生着联系。早在留日时期思考“改造国民劣根性”问题时，鲁迅就觉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32]，主张关切“道士(方士) ”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根性的影响。后来，他更把现代中国人的种种问题——诸如阿Q之“精神胜利法”、方玄绰之“差不多”说、“无是非观”、“无特操”的“伪士”现象、“把一切当成戏剧”看的“看客”现象、游戏人生的人生态度等等，都与道家思想的负作用联系起来思考。30年代他对林语堂等《论语》派小品文“玩玩闹闹，寻开心”本质的批评，以及参与《庄子》与《文选》的论战等，都隐含着他对道家的“峻急”和不“随便”。《故事新编》中，《补天》这篇关于中国文明“缘起”的寓言，也涉及对口吐“金玉的粉末”之“学仙的”道士以及秦皇汉武希冀“长生”的道教信仰的讽刺。在学理上，鲁迅当然明白道家思想与道教的不同，也了解道家思想与道士(方士) 思想的差异[33]，但在实践上，鲁迅又体认到道士(方士) 思想其实就是庄子思想的世俗形态，现代中国人精神、日常生活中的几乎一切消极现象都与它有关，因而在旨在展现庄子哲学困境的《起死》中，鲁迅便把庄子“道士化”[34]了。这也就是《起死》中庄子形象的由来。
因此，《起死》中鲁迅对“庄子”的拒绝实际上只是对道士(方士) 思想的拒绝，对“庄子”哲学的批判实际上只是对道士(方士) 思想的批判。鲁迅笔下的庄子只是一个被功能化了的、被世俗利用的思想形象而已，既非真实客观的学术性形象，更非忠于古代典籍的历史化形象。郭沫若《庄子与鲁迅》不懂这个，还特别指出鲁迅描写庄子的不合原文，其实我看鲁迅倒是有意为之的。因为他处理的并非庄子思想的事实，而是庄子思想的世俗价值。
那么，这个“道士化”的庄子与鲁迅自我的联系如何呢?前面曾提过，鲁迅与道家的纠葛主要是在自我的内部发生的，他对道家的拒绝主要表现为一种“排毒”的努力。较之《出关》之写作动机与作品效果之间的距离，《起死》的写作动机和客观效果似乎是高度统一的，鲁迅并未给我们以任何作文章的“漏洞”。这种批判的严谨性似乎意味着鲁迅对庄子“排毒”的成功。但我想，它也许只是鲁迅对庄子区隔的成功而已：他在区分了庄子的思想事实与世俗利用的同时，是否在心中还保留了一个“去毒”后的庄子呢? 这个庄子隐藏在鲁迅的文章辞藻中，流露在鲁迅的超越性和执著性相扭结的精神气质中……它才是跟鲁迅的自我继续发生关联之处吧! 总之，仅仅文学方面的赞辞并不足以道尽鲁迅跟庄子的积极联系，甚至鲁迅自己的判断也未必就能穷尽其与庄子关系的全部真实的。
其实，鲁迅与庄子联系最深刻的地方并不在对道士(方士)思想的批判，而在于他对“虚无”问题的探讨——正是这个“黑暗”的领域跨越几千年把鲁迅的自我、生命、哲学跟庄子的思考对接了起来。
“虚无”问题之于鲁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散布为经验，凝聚为思想，而且处于生命的核心地位。周作人、竹内好、钱理群等对其与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各有中的的论说。不过我这里关注的，不是鲁迅对“虚无”的体认、深入及无奈、绝望这些跟庄子相通的地方，而是鲁迅对“虚无”的脱出——正是它，区分了鲁迅与庄子。
对于庄子的“虚无”，鲁迅有所谓“自无为入于虚无”[35]的说法，把它与老子的“无为”联系起来思考，说明他是执著于思想与行动的连动问题来估价其意义的。在感觉“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36]的《彷徨》、《野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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