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不讲原则、徒作大言等等国民劣根性，映照着鲁迅自我的另一种昂扬的面貌，从而与“出世”导向的道家价值观绝然而别。

三、结语
鲁迅对道家的拒绝是明确的，也是复杂的。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它与鲁迅“文明批评”的使命承担有关，而且与鲁迅内在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以及自我革命有关。鲁迅通过《出关》《起死》的写作来清理老子和庄子的价值，把他们绑定在思想与行动之轴来褒贬取舍，既为了确立一种新的有关人的理想的新景观，同时也跟道家的关系作了了断。《故事新编》中，鲁迅拒绝老庄是与肯定孔墨同时进行的，涉及其新“立人”建构中道德与事功、责任与信念、思想与行动之连动可能性的问题——儒、墨、道思想人物分别对应其中，是因为他们作为中国问题或中国希望之源，带有方法的意义。鲁迅清理它们，既是清理历史、文化、自我，同时也奠定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再出发的新基点。
　　　　

注释：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2]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3]同上。
[4]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5]参见笔者《道德与事功: 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011期连载。
[6]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7]同时创作的还有《采薇》，处理所谓“隐士”思想。一般而言，隐逸义涉出世，多与道家精神相近； 但伯夷、叔齐的作为，旨在维护“礼”的秩序，其意义和贡献却多是儒家的，所以鲁迅置其于儒家思想的脉络中进行处理。详见笔者《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拒绝与承担》。
[8]鲁迅《36022 l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9]1936年2月21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1期。
[10]鲁迅在致徐懋庸信中的解释与《〈出关〉的“关”》中的解释几乎一模一样。前者是：“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后者是：“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
[1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1页。
[12]鲁迅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一般认为始于1908年7月。据周作人回忆，“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少的光景。” (《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版，第215页，香港) 但章氏《诸子学略说》早在1906年就已发表，因此鲁迅所谓“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的“后来”可能是误记。此外，“从章太炎先生口头听来”一句也所指不明，不知是否指听讲章氏的《说文》课，只是在《说文》课上听到其对诸子的批评似乎有点奇怪。据周作人回忆说，“《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若是指在此时，那时间就更对不上了。我想也许是在他们听讲《说文》之前，当时章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在留学界很有影响。但即使如此，似也不可能早于1906年。
[13]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第20期，1906年) 谓“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萌芽……”、“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主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涕……(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 老子胆怯，不得不屈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昔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氏之门，三盈三虚，尤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 呜呼! 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也。”
[1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1页。
[15]同上。
[16]同上。
[17]木山英雄也认为《出关》中鲁迅“在叙述孔子的言行时是对孔子和儒家持反感态度的，其中的厌恶情绪溢于言表。”见《庄周韩非的毒”》(程麻译) ，《鲁迅研究》1984年第6期。
[18]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老庄》，《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20]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有: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21]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22]《“庄周韩非的毒”》(程麻译) ，《鲁迅研究》1984年第6期。
[23]尾上兼英《鲁迅与尼采》(原载《中国学会报》1961年第13集) ，李庆国译，《鲁迅研究》1984年第6期。
[24]《〈出关〉杂谈》，日本《鲁迅研究》29号第3页，转引自尾上兼英《鲁迅与尼采》。
[25]同上。
[2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老庄》，《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2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28]见《鲁迅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2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30]田刚《庄子与鲁迅早期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4期) 对庄子与鲁迅早期思想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积极、有价值的看法，认为庄子的命题与青年鲁迅之间存在“同构”关系，“正是以《庄子》思想为因子，鲁迅与西方‘新神思宗’的代表人物卢梭、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施蒂纳等思想家之间产生了深切的精神回应”，其“立人”思想体系——具体在“掊物质而张灵明”与庄子“沉于物，溺于德”的反知主义倾向之间、在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与庄子“任其性命之情”的个性解放思想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笔者认为，鲁迅留日时期确实借助庄子的一些概念、命题表达西方思想，但这只是借用而已，不宜把它视为直接的建构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鲁迅对西方资源的接受是自觉的，对庄子的借用则是不自觉的，并无价值利用的主观意愿。
[31]我以为《过客》一篇形象地演绎了这一回答，其中老人的达观代表着老庄哲学的世俗见解，但过客同意老人的意见却拒绝其“转回去”和“休息一会”的劝告，体现了鲁迅与老庄不同的行动取向。
[32]《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33]1926年7月4日《马上支日记》主张研究“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 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如“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等等。
[34]《汉文学史纲要·老庄》中鲁迅引征的表达“方士思想”的《天下》篇文，虽然“胡适谓非庄周作”，但它在历史上一直作为庄子著作传布，因而也并不妨碍鲁迅从挖掘“国民劣根性”的“祖坟”角度将它与庄子思想扯在一起。
[3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老庄》，《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
[36]鲁迅《19250318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37]鲁迅《野草·求乞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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