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阐述中国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对历史本质的这种判断和解释，使新中国以来的文艺运动，始终把塑造工农兵形象，塑造阶级斗争中“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典型形象当作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从许多材料看，姚雪垠赞成、拥护这种主张，并以《李自成》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 。但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小说描写的一系列“事件”和“必须符合思维法则地加以认识的行为，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确定的” 。规约在创作中不断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撒播与移植中不断变形的过程，正如小说家关于只有“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才能完成“艺术使命”的比喻。因此，无论从小说的整体布局还是具体描写，《李自成》实际上要比意识形态规定的范围丰富、复杂得多。
    《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所写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到第二年夏。其时农民战争处于低潮，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入明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妻女失散。为彻底镇压农民起义，明王朝调集最优势的兵力，像洪承畴、孙传庭、曹变蛟、贺人龙等朝廷重臣都分别率领各路人马，对活跃在川陕鄂交界的农民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重压之下，起义军败的败，降的降，名噪一时的义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外号曹操）一时都归顺了朝廷。小说开始就把李自成放在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突出他的胆识，以及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个人素质：千钧一发之际，不胆怯，不投降，言而有信，又机警果断，这是他比其他义军首领别具人格魅力的地方。后来他在商洛山重整旗鼓，终于与突围到豫西的高夫人会合，并促使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
    潼关南原大战，是历来评论《李自成》文章特别称赞的。名为“大战”，实际上是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的一次“突围”。小说描写崇祯九年至十一年，义军领袖高迎祥战败被朝廷杀害后，李自成继任闯王，被朝廷军队堵截在陕西潼关，眼看就要被势力强大的官军消灭，他不得不率领人马“从潼关突围”。结局是悲惨的，起义军上千人从潼关突围，最后冲出去的只有十八个人。但小说描写这一过程却极为壮观，全没有凄惨哀怨的情绪，是全书塑造这支农民军队的点睛之笔。比如，写大战前紧张的气氛：“张鼐和三、四百名身经百战、犷悍异常的骑兵紧紧地跟着他。举在手中的刀和剑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马蹄猛烈地踏着山石和坚硬的红色土地，像海潮，又像狂风暴雨”；写大战中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擒贼先擒王，冒着疾雨似的箭矢，连换三匹坐骑，“稳如砥柱，竭力要看清官军的主将是谁？在什么地方？”写李自成身先士卒，英勇过人，和袁宗第“率一小队骑兵杀开一条路，直冲进官军的方阵中心”，从祖大弼手里夺回张鼐；写高夫人胆大心细，运筹帷幄，带领义军的老幼妇孺趁机突出重围；写孩儿兵在闯王义子双喜带领下，像突然插入敌阵的一把尖刀，打乱了左光先部队的阵脚。其中既有敌对双方斗智斗勇，布阵周旋；也有贺国英（贺人龙之侄，外号万人敌）与郝大勇(即郝摇旗)捉对厮杀……这些场面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诚如茅盾所言：“第一卷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
    把惨烈的突围描写成起义军所向披靡的“潼关南原大战”，以突显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的英雄形像。对此，可以理解为小说家实践其历史观念使然。但另一方面，小说中起义军有那么高的起点，会不会影响李自成最终归于失败的事实呢？60年代，阿英看过《李自成》第一卷就提出这个问题：
    使人感到有些反历史主义，觉得完全是写游击战争，而不是李闯王时代的农民革命。如当时闯王和部将都是这样，革命早成功了。……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从纲领起（按此句记录有误，意思不清楚），有许多缺点，如不写这些缺点，就是替他擦粉，不能在典型环境中写出典型人物。
    姚雪垠对阿英这个“重要意见”没做解释，70年代再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对这次战争场面也没做什么修改。姚雪垠的坚持，除了要表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家从青年时代即热心新史学运动的历史情结，他曾有志于明史研究，并一直怀有重述历史的雄心。如果仅仅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作家尽可以在相对完整的历史观念中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如果承认“擦粉”也是一种虚构方式，那么只写成功，不写失败；只写李自成“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败走麦城”也无不可，尽管阿英不赞成这种写法。值得留意的是，姚雪垠在这一点上与阿英没有分歧，他不打算在一种类似新历史主义的虚拟轨道上走得更远，而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的结构方式重写明末历史，把向来被忽略、或受到轻视的农民起义作为重要的历史因素之一。唯物史观使姚雪垠增强了重新讲述明史的信心，但他不是按观念亦步亦趋地图解历史的思想的侏儒，而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富于艺术个性的历史小说家。他从这里打开缺口，突出农民起义军由弱到强的经历，但笔墨又不局限于此，为的是通过描写明末农民起义、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政治势力，展示明末社会的总体政治环境与历史格局。
    这三股政治势力在明末历史舞台上既彼此排斥又彼此依存，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最终“天下归一”的过程，不仅提供了能够支撑五卷十二册写作的广大空间，而且使历史小说的描写更加五彩斑斓，仪态万方。这种写法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向来被历史所忽视的农民和农民起义一定要成为势均力敌的一方，与明、清王朝形成鼎足之势。小说以潼关南原大战先声夺人，对势若星火的农民起义军施以浓墨重彩，便是要从小说结构上，扭转以往历史叙述对农民起义轻视和忽略的倾向。在此意义，小说《李自成》既不是传统的王朝兴衰、帝王将相史；也不是阵脚分明的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抗史；更不是异族入侵中原、宣扬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史。虽然它们各有表现，却都无法总揽全局。
    这还不仅是一种主观推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直到第三卷中、下册“洪水滔滔”和“慧梅之死”才越来越清晰起来。《李自成》第三卷1981年8月出版，阿英已于四年前（1977年6月）逝世，没能看到悲剧全过程。小说家以作品回答读者（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也是读者）的问题是常有的事。但值得重视的是，姚雪垠并不打算回避阿英的“重要意见”。他说，第一卷“敢于放开手写潼关南原大战”，的确采用了“夸张”的笔法。关于李自成，实际上“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关于潼关南原大战，“根据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次战争，但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完成小说的使命着眼，采用了这个传说” 。小说的“使命”与他所说的“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使命”的目的，是让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在小说一开始就成为崇祯皇帝的主要对手”，所以他要“将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冬天以前的重要性作些夸张”。也就是说，在第二、三卷描写起义军破洛阳， 杀福王，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前，作家已经在整体上有了“三分天下”的历史考虑和小说布局。

（四）

    《李自成》是当代第一部以如此众多篇幅、详细描写古代帝王和宫廷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不仅对明王朝的朝廷政治决策；对崇祯与周皇后、田妃和袁妃的后宫私人生活，小说也有生动的描写。对清王朝，小说通过“燕辽纪事”、“甲申初春”等篇章，重点刻画了皇太极、多尔衮、庄妃和大学士范文程的人物形象，还有对洪承畴受降、多尔衮专权、福临发蒙读书等事件的大段铺陈。李自成做大顺朝皇帝时间很短，登基与逃亡几乎同时。虽然大顺朝一切朝政按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建议沿袭明制，但动荡的时局，加上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仅没有朝政经验，为人行事也忒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或攀龙附凤，或但求自保，使大顺朝与明、清王朝相比，最为荒唐、草率和混乱不堪。
    表现明末总体政治格局的小说，却不以王朝史一类的标题命名，这种看似名实不符的矛盾，其实包括另一层巧妙的蕴意，即小说构思上多维互动的艺术格局。实际上，作品无论突出哪一方面，都以一种反衬的方式在突显对方，对其它两方面的描写也是有力的引导和铺垫。小说题目正是这种小说结构的体现，李自成农民起义是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的爆发点，明、清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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