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小说描写明末历史的焦点人物。起义军势力的长与消，清军的退与进，都与崇祯息息相关。一方面起义军和清王朝都渴望攫取“大明江山”；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崇祯王朝仍然占据明末局势的主导地位，崇祯的每一个决策，都势必影响历史舞台上不同政治势力的胜负结局。明王朝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多一些，清军势力就自北向南迅速扩张；明王朝全力以赴对付清军，李自成和农民义军的势力随即成星火燎原之势。崇祯由于夹在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国力逐渐被削弱，国土逐渐被蚕食，导致最终灭亡。
    历史固然由历史的“合力”促成，也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历史。但注重描写的小说艺术，更看重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细节，看重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因此在小说中，这些人物也决不会是一些“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玩偶。在这里，小说艺术似乎与历史哲学兜了个圈子，小说艺术的向心力在于发掘人物的具体复杂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甚至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就像它标新立异的禀赋使然。实际上，任何抽象的历史观念只是对以往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总结，而无法倒推过去，指导小说家照此结论去演绎人物。恰恰由于小说家注重历史人物的具体可感性，作为一种艺术象征，才使这样的人物故事更令人信服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因此，崇祯的确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也是向来比较流行的舆论势力。但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他没把崇祯写成一个咎由自取、天性顽劣的坏人，而详细地描写崇祯与命运抗争，写他的“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尽管结局很失败，诺大的皇室家族，从朝廷到个人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不配享有好的命运”的人，小说家也沉得住气，描写崇祯如何在做“大明中兴”君主的个人愿望与这种愿望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苦苦挣扎，他和他的王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预知的历史黑洞，并最终被这个黑洞吞没。
    正如历史选择崇祯来完成明朝覆灭的悲剧；小说家选择这个人物为叙事焦点，对充分实现小说的艺术使命也同样地恰如其分。第五卷上册描写崇祯自缢前痛心地说：“可叹我辛辛苦苦，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梦想中兴，无奈文臣贪赃，武臣怕死，朝廷上只有门户之争，缺少为朕分忧之臣，到头来落一个亡国灭族的惨祸。一朝亡国，人事皆非，山河改色，天理何在！……唉，苍天！我不是亡国之君而偏遭亡国之祸，这是什么道理？”这并非全是皇帝为自己辩解的一面之词。崇祯不是历史上骄奢淫逸的昏君，他“梦想中兴”却适得其反，这种矛盾现象构成生动的符号象征。就像明朝那座庞大的、已经运转失灵了的国家机器，崇祯十一年后，他在国事和个人生活中的表现也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时而深藏不露，时而捶胸顿足；时而儿女情长，时而满腹杀机，其性格处于永无排解的自相矛盾中。
    《李自成》从崇祯十一年写起，离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在这六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小说第一卷开头写崇祯十一年，清军打过通州，矛头直指京师。明朝的军费本来入不敷出，又受到“安内”和“攘外”两面夹击，崇祯打定主意向清廷赔款或割让土地，以求退兵。但他惟恐丢了祖宗的颜面，绕来绕去，就是不直言“议和”两个字。第一卷上册，崇祯面色沉重地说：“崇祯九年初，虏骑入犯，昌平失守，震惊陵寝。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直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与清廷议和的主意已定，崇祯说这番话，其实是在等他的心腹太监高起潜和兵部尚书杨嗣昌像猜谜一样婉转地说出自己的心事。事情挑明后崇祯不放心，反复叮嘱“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崇祯自以为高明，但“议和的消息不但朝廷上文武百官都已经知道，连满城百姓也都在议论纷纷”。高起潜、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再精明，也不能不代皇帝担起“议和”的投降恶名，好像皇帝只是被他们所蒙蔽，并非始作俑者。这一来，那些坚持对清廷主战的文臣武将坚信“抵御东虏”就是效忠皇上；而深知内幕的高起潜和杨嗣昌力主议和，“务必为皇上留此一点家当”。但无论坚决主战的卢象升，还是比卢象升颇知底细的高、杨，还有后来的陈新甲的下场都十分不妙。所有人从皇帝那儿得到的都是自相矛盾的旨意：执行哪一种，都是尽忠职守；执行哪一种，也都是大逆不道！因此，小说中文臣武将被崇祯换得像走马灯似的，有战死沙场的，有被疑作谋反砍头的，有为辱君命自杀的，有自觉委屈说出实情而被下狱或斩首的……但官僚毕竟不是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最后崇祯实在找不着可用的人，便从监狱或流放地“赦免”一些人重新启用，直到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些早死的人，反而免去了这番折腾，真不知自己是幸或不幸。
历史上的王朝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朱姓皇亲国戚不仅是明朝世袭俸禄的贵族，由于与王朝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命运，他们对这个帝王家族也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承当。但这只是从道理上说。当内忧外患、王朝危在旦夕，这个家族却是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第三卷中册描写崇祯十三年春天，“半个中国，无处不是灾荒惨重，无处不有‘叛乱’”，在川陕鄂围剿张献忠农民义军的杨嗣昌“迭次飞奏，征剿诸军欠饷严重，军心十分不稳”。朝中大臣相互推诿拿不出办法，崇祯只好求助于“京师诸戚畹、勋旧”，也就是向皇亲国戚、有爵位的世家借钱。他思来想去，选中“隔了两代”的武清侯李国瑞，而闭口不提比李国瑞和其他皇亲国戚“都较殷富”的田妃和周后的娘家。内阁辅臣薛国观对皇帝的决定顺水推舟，以为可以不担责任。但“柿子专拣软的捏”的做法随即在李国瑞那里碰了钉子，李国瑞被崇祯送入大牢。表面看是李国瑞同皇帝作对，实际上所有皇亲国戚都站在李国瑞一边。李国瑞是明万历（神宗朱翊钧）孝定太后的侄孙，孝定太后是崇祯皇帝的曾祖母，从神宗皇帝算起，李国瑞还是崇祯的表叔。孝悌纽带是加在崇祯身上的又一条绳索，并不是崇祯对这位表亲心有不忍，而“戚畹和勋旧多结为亲戚，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崇祯向命运的每一次抗争，都在王朝内部酿造一次惨祸，加速了王朝灭亡。仅崇祯向戚畹借助这一件事，平白无故死去的小太监、小和尚、宫女、都人、奶妈和他们的家人，书中较为详细描写的就有十来个；首辅薛国观被“赐死”，武清侯李国瑞在监狱吞金自尽，田妃从此一病不起，终致身亡。朝廷的言官、大儒有的惨遭遭廷杖，有的庾死狱中，有的被遣回原籍……受牵连、遭横祸的人不计其数。

(五)
    一般小说通过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所谓“性格即命运”；历史小说家在人物性格背后，发掘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历史即性格，历史即命运。
    还以崇祯为例。小说描写崇祯性格焦躁，“猜疑多端，刚愎任性”，稍有些头脑的朝臣都明白这一点。但皇帝的性格也不是一贯如此，时时如此，只是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而愈演愈烈。“国库如洗，司农（即户部）无计”，崇祯越是对国事缺乏信心，越是刚愎自用、猜忌多疑。其实崇祯的性格也与各位朝臣有关。那些满口阿谀献媚之辞的太监、佞臣自然帮助不了崇祯；那些一心为国分忧的忠臣也实在让崇祯心烦意乱。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能出口成章，起承转合，滔滔不绝，如果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天庭饱满、地脚方圆的鸿文。明朝科举不断向朝廷输送一批又一批只会做光鲜文章的人，文章大国，文章治国，文章误国：“诸臣住在京城，全凭意气，徒逞口舌，捕风捉影，议论戎机。他们并未亲历其境，亲历其事，如何能说到实处！”杨嗣昌死后托梦的这番话（第三卷上册），其实就是崇祯心里想的，忠臣们多是历届科举状元，朝廷智囊，但他们“尽是书生之见，知经而不知权”，要么立意高远，云山雾罩；要么远水不及近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崇祯不是三国时代“舌战群儒”的诸葛亮，这些忠臣的“苦口良言”并不“利于病”，反而对情绪已十分焦躁的崇祯如同火上浇油。第二卷中册描写为筹措军费，崇祯与黄道周、叶廷秀和刘宗周发生“廷争”。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但这场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辩论大赛”，实在让崇祯耐不住性子，终于棍棒相加，把这些言官、大儒通统赶入大牢了事。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受这种“徒事口舌之争”、虚伪的朝政影响，皇帝自己也有意做一篇流芳千古的文章。第三卷中册描写崇祯十四年八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明军在辽东战场一败涂地，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堡，次年二月防守松山南城的明军副将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洪承畴全军覆没，本人被俘。还没得到洪承畴是否阵亡的确切消息，京师士民“街谈巷议，都认为洪承畴必死无疑”，“洪府故旧门生都关心朝廷荣典”，洪府的管事家人“便共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本，陈述洪承畴确已就义”。无论家人还是同僚，都好像唯恐洪承畴不死，抢先断了他活着回来的生路，人情世态冷酷到极点。于是朝廷决定为洪承畴举办“荣典事项，包括赐谥忠烈，赠太子太保，赐极九坛，在京城和洪的福建家乡建立祠堂”，“敕封协天大帝”。崇祯亲自撰写《祭文》，诵读其中段落“泣不成声”：
      ……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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