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气息奄奄，并不能兴，鼓卿余力，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倒地而死，目犹不瞑。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
本 来祭文不必崇祯动笔，礼部两天前已经写好，“用四言韵语，务求典雅，辞采亦美”，但崇祯不用，他放着国事不理，非要“亲自拟一祭文”，“传令名于万年”。在大厦将倾、狂澜即倒的危急关头，皇帝以祭文传世的想法已不大吉利；何况洪承畴没死，就在朝廷紧锣密鼓准备荣典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投降清朝。崇祯遂将《祭文》付之一炬。
正剧变成一出闹剧，悲剧不时流露喜剧的色彩，除了小说家把同情心分别赋予不同的政治势力，也在于他一身兼有二职，既是历史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小说家“参与”历史，仿佛与历史人物一起歌哭，一时山呼海啸，引得读者“听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旁观者”的身份又使小说对历史有一种洞悉，在值得同情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悲剧下场，比如对崇祯和李自成失败结局的描写；在曾经被历史贬抑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的希望和前景，比如对清廷入主中原的描写。
小说对清王朝采取两种描写方式，一种为虚写，通过崇祯推行“和议”主张，写清王朝企图入主中原咄咄逼人的气势。小说第一卷开始写崇祯十一年秋季，“清兵已经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东直门和朝阳门方面“特别吃紧”。另外还交待崇祯登基十一年里，清兵已经四次入关，有三次“直逼北京城下”。一种为实写，比较集中的描写从第三卷中册开始，更确切地说，从对原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劝降开始。
洪承畴被俘前有一段清廷描写十分有趣。清朝皇帝皇太极从叶赫（今辽宁开原旧城东北）回到盛京，在清宁宫参加夕祭，看萨玛跳神，祈祷松山战事顺利。小说描写参加这次夕祭的都是清廷贵族中重要人物，
……他们在毡上坐下以后，侍卫在每人面前放一盘白肉、一杯酒、一碗白米饭、一碗肉汤。当时关外不产大米，大米是向朝鲜国李氏朝廷勒索来的。个人从自己的腰间取出刀子，割吃盘中猪肉。虽然贵族们将皇帝赐吃肉堪称莫大荣幸，但是又肥又腻的白猪肉毕竟难吃。幸而御前侍卫们悄悄地在每位大人面前放一小纸包的盐末，让他们撒在肉上，自然他们事后得花费不少赏银。
仪式、规则和变通的方法也适用于清廷对国事的处理。清廷自多尔衮入关前一直驻扎关外，朝廷内部懂汉字的人很少，不仅朝政上没有许多繁文缛节，仪式的外表也不奢华，甚至有些粗陋可笑。比如用跳神、皇帝赐白肉，象征神灵、天道和荣誉等庄重的主题。但关键在其中变通的过程，清廷却处理得十分精细，务要切合实际。皇太极继位于努尔哈赤，早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他改努尔哈赤国号“后金”为“清”，“清与金音相近，却避免刺伤汉人的民族感情”。为一统天下，皇太极亟需汉族的文化和人才，所以一心想劝洪承畴降清。苦战被俘后的洪承畴本来已体力不支，又绝食三天，生命危在旦夕，皇太极急忙请内廷大学士范文程商议劝降办法，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对洪承畴用“美人计”。洪承畴出身名门，二十三岁即中状元，“少年为宦，位至尚书”，花团锦簇，应有尽有。更难的是关外不比北京或江南，到哪去找？找什么样的“美人”才能“引动他欲生之念”？最后皇太极找的“美人”的确不同凡响，不仅姿容秀丽，温文尔雅，而且神情高贵，能言善辩，寥寥数语，使洪承畴喝下参汤，动了“欲生之念”。最重要的是这位清廷的贵族丽人改变了洪承畴对清廷野蛮粗陋的“东虏”印象，使他对异族文化萌生一种体认和好感：“他想着满族女子不缠足，像刚才那位‘丽人’，步态轻盈中带着矫健，不像近世汉族美人每每弱不禁风，于是不觉想起曹子建形容洛神的有名诗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直到受降仪式上观看歌舞节目，洪承畴才发觉那位丽人正是皇太极的宠妃博尔济吉特氏（庄妃），是皇位继承人福临的母亲，也就是后来的圣母皇太后。清廷这样做，自然让降臣感激涕零、肝脑涂地以报答“圣恩”，但洪承畴“多年身居猜疑多端之朝”，随即想到“清主命庄妃做此事必然极其秘密，将来如果泄露，或者他对清廷稍有不忠，他将必死无疑；而且，倘若清主和庄妃日后对此事稍有失悔，他也会有不测之祸。这么一想，他不禁背上冒出冷汗，再也不敢抬头偷望庄妃了”。看萨玛跳神、赐大臣吃白肉的皇太极，在和庄妃商量“美人计”的时候，势必早想到这层。
（六）
《李自成》第四、五卷是这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结局篇。第四卷上册结尾描写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尽。第五卷上册描写多尔衮任清廷摄政王，于甲申年四月开始南征，五月占领北京。清王朝占据中原、统一中国近三百年就从“多尔衮时代”开始。第五卷下册描写李自成在清军追剿中，于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初放弃长安、又逃离武昌，军队完全溃散，他最后单枪匹马，在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杀害。李自成死后不久，另一路农民义军领袖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杀害。十九年后，已经归顺南明王朝的李自成旧部高夫人、李来亨等人被清兵包围在湖北兴山境内的九莲坪、茅芦山一带，战败后高夫人和慧英自焚于茅芦山顶慈庆宫钟楼。之后，又有红娘子和红霞在川陕鄂一带传播白莲教，以至一百五十多年后，这一带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小说终篇结尾（五卷下册第二十八章）写道：
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住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实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卒章显志，白莲教起义像一道谶语，预示反抗压迫和屈辱命运的斗争必将薪火相传。
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怀有无限同情。古代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其中悲剧是最具震撼力的原因，英雄的别称应该是一场悲剧。小说对明、清王朝的描写间或还有滑稽的成份和喜剧色彩，对李自成则完全不同。李自成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不仅因为他最后孤家寡人、身首异处的下场最为凄惨，也不仅由于他个人的种种过失，使他最终丢失了大顺朝皇帝的宝座。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小说第五卷后半部分，描写茅芦山上高夫人、尚炯（老神仙）和红霞等人谈话中有片断流露，比如起义军流动性大，在地方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忽视了清廷对大顺朝的威胁，对吴三桂降清缺乏思想准备；进入北京后，军纪败坏，丧失民心，等等。这是小说描写高夫人等人在茅芦山壮烈牺牲前的一些心理活动，是从人物的角度，表现他们作为亲历者和知情人对事变经过的追思。故事至此已接近尾声，但小说依旧笔力均衡，从而有力地勾画出人物慨然赴死前从容不迫的样态。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能表明小说对李自成悲剧的看法。
把以往被史书写成“乌合之众”或“流寇”的农民起义军，写得有如此气魄，这种艺术开掘及其表现方式的确反映了小说家的立场。姚雪垠始终以深厚的历史同情心关注和表现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或者说，他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受侮辱、受损害的阶级和阶层一边。正因如此，《李自成》与一般史传小说有根本的区别。通过对农民起义军的描写，小说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从李自成身上看到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悲惨的命运。如果说，明代社会在李自成造反前就已衰朽、崩溃了，那么崇祯王朝完全体会不到，承受这一后果的下层社会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出于这种社会环境，李自成的悲剧不是外在的，固然有外部原因，但他的悲剧是与生俱来的。潼关突围后，李自成曾先去投奔张献忠，张献忠在军师徐以显鼓动下，差一点把李自成一干人全部杀掉。这次逃亡经历带有寓言性，李自成只有联合其他义军才能完成使命，战胜明王朝，但各路起义军首领决不满足于劫富济贫，不论李自成还是张自忠都一定要做皇帝，于是在起义军之间和起义军内部，永无休止的争夺、猜忌随之而来。
争权夺利，猜忌谋杀，这些情节主要出现在外部压力减弱的情况下。面对朝廷重兵围剿，李自成必须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除了攻下山寨，开仓放赈，吸收老百姓加入义军，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杆子”（其他起义队伍）收编为自己的队伍。小说第二卷描写宋家寨寨主宋文富请马三婆串通侄儿马二拴，利用高官厚禄路收买义军将领。寨主奶奶担心此计不成，因为她听说义军中人颇讲义气， 这时“马三婆撇嘴一笑，‘义气？江湖上的义气也早晚行情不同。目前大军压境，贼兵败将各人性命难保，义气该值几个钱一斤？’”底层社会鱼龙混杂，马三婆为典型一例。但也正因为她出身底层，了解那些人普遍的想法，从她的话里可以看出李自成军队的不稳定性。李自成破了宋家寨，接着平定石门谷“杆子哗变”，第三卷描写“慧梅之死”，李自成把义女慧梅嫁给袁时中，也是企图收编小袁营这支杆子队伍的二三万人马，最后袁时中带部队脱离闯王，被李过杀死在乱军中，已经怀孕数月的慧梅自尽，“她真是能狠下心，一抹脖子就去了两条性命”。李自成始终在收编杆子军队和“杆子哗变”之间煞费苦心，收编的军队要么叛逃，要么由于成分复杂，让李自成很难管理。慧梅的悲剧就是李自成军队扩编付出的代价，连同小说描写起义军围攻开封张存仁一家的惨剧，昔日繁华的开封变成一座死城。李自成向北京每前进一步，都愈加偏离起义军最初的愿景。如果李自成原本就打算“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心狠手辣、性情歹毒的人，即使失败了也罪有应得，谈不上英雄，遑论悲剧。但小说描写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天性仁厚，对下层百姓有强烈的同情心，他越是要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扩充军队，清除异己，推翻明王朝，就越向失败的结局靠近一步，越要背叛他原本善良的天性。这种悲剧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是无法避免、无以克服的，如果消灭了问题一方，事物本身亦不存在。难道真应了意大利人的那两句话：“凡以人民起家的必沾染污秽”，“未掌权势者，权势会磨灭他”？
这样总结李自成的悲剧，也许并非姚雪垠本意，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力作，小说家对明末历史生动的叙述，使人物的悲剧性不局限于某一细节，或某一具体的失误，而是贯穿在他对整个历史生活的描写和诠释当中。一部小说诞生，正像婴儿脱离母腹，虽然保留着他脱胎于那个世界的遗传基因，同时却又独立于那个世界，成为一个自在的生命个体。这也是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给我的启示，其中既有小说所映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规约，又有小说艺术和历史叙事的独到之处。归根结底，小说家究竟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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