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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主义：不彻底的旅程——以汪曾祺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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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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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统、血统的不厌其烦的强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17]而当他遭遇到“寻根”的思潮的时候，他又怎么可能不为之张目呢。其实，在他，“寻根”的意义就是为了区别：“据我的理解，(“寻根”——引者加)无非是说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接上头，一方面既从现实生活取得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又从传统文化取得滋养。如果是这样，我以为这是好的。一个中国作家应当对中国文化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应该闪耀出中国文化的光泽。否则中国的作品和外国人写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呢?”[18]
汪曾祺看到了沈从文顽强的抵抗，也透彻地了解他老师抵抗的武器。而他的武器之一就是语言，甚至是他最重要的武器。因为“民族风格的决定因素是语言”，[19]而这才正是汪曾祺为什么对语言如此看重的根本原因。
《汪曾祺全集》凡八卷，其中四卷是散文，除去记人事，风物，习俗外，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创作的。而在这些关于创作的文字中，几乎篇篇都要讲到语言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汪曾祺对语言的强调只是在“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立场上，他之所谓“语言是本体”的说法中，其实包含着明确的文化意蕴。如何“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无疑是他自有此意识以来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
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中，汪曾祺给出了语言的四种特性，曰：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他说：“我认为语言就是内容。..你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唯一的途径是语言。你要能感受到他的语言，才能感受到他的思想。我曾经有一句说到极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此其一；“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问文化，民歌、民问故事，特别是民歌。”接着，他又讲到了，研究语言应从字句人手，要讲“气”和“声”，“气”乃是“气韵生动”的气，“文气”的气，而“声”则是“声之高下”的声。[20]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积淀。
汪曾祺对意识流这样的现代主义的态度是常常被研究者和一般的文化人所称道的，然而，当我们了解了他在文学创作上更深层次的观念后，我们忍不住要问：老先生对现代派这些完全来自西方的东西，真的就是如此大方吗?在追求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与现代派及其隐含在其中的全部文化和观念就真的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和抵牾吗?
“我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接着，他又更进一步地说：“一个作家，如果是用很讲究的中国话写作，即使他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他的作品仍然会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方法，作品很像弗·吴尔芙的女作家林徽音(福州人)，她写的《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所用的语言是很漂亮的地道的京片子。这样的作品带洋味儿，可是一看就是中国人写的。”[21]这里的消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所谓“语言是本体”，这个“体”或许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的“体”。汪曾祺是靠这个“体”去对抗日益加剧的西化倾向的。
另一个对抗的武器就是他在作品里认真而仔细地写到的那些风物。如果说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对“现代”一词的稽考不错的话，我们也就可以说，所谓现代，首先是一个物的概念，是一个对器物的评价标准[22]。而汪曾祺似乎自然地把握到了这样一个方法。于是我们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就看到了那些看似与主题没有多少关系的风物的描写和呈现。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常常要在小说的文本中加进仔细的注释，而有时候，他的情绪也竟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试举一例，《岁寒三友》中写到“钉鞋”，页下注释的辟头一句竟然是“现在的年轻人连钉鞋也不知道了!”[23]宽容一点说，这样的指责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可想一想老人的心理，也许我们应该对他的良苦用心有所体会罢。老人已经将他的理想完全地寄托在了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品中的风物身上了，甚至只是我们吃的豆腐。
然而，正像沈从文在其《从文小说习作选》的题记中所说，“你们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却忽略了。” [24]汪曾祺这样的做法也一样遭来了颇为严厉的批评，代表之一或许就是已经故去的胡河清先生。[25]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了：究竟是什么促使汪曾祺发生了一个转变?虽然他一直在表明他对现代主义的态度，但那态度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坚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必然会影响到他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而这样的接受因此也就注定了它在中国的命运。至于其间可能有的矛盾，老先生也只用“和谐”二字便将它完全化解在无声无息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现代汉语写作的可能性而言，只要坚持真正的汉语写作，也只要真正地将能够代表我们的传统的东西写进作品中去，现代汉语的文学写作自然不可能从此断绝。然而，吊诡的，也是麻烦的是，即使现代汉语还将存在很久很久，而我们周围的事物却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面貌，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周围所有的东西就将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模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给那个世界命名，是世界大同，还是千人一面、了无个性。
注释：
[1]《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全集》，卷六，第49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2]《蒲桥集·再版后记》，第369页，作家出版社1992年l0月第一版。另，1987年，他去美国参加聂华苓的国际笔会期间写给夫人的家书中说：“詹姆土的小说真是难读，沉闷的要死。”《汪曾祺全集》，卷八，第148页。
[3]参看《汪曾祺全集》，卷三《我是一个中国人》，第302页。
[4]《吴尔芙随笔集》，第l95一l96页。[英]弗吉尼亚·吴尔芙著，孔小炯等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5]《汪曾祺全集》，卷六，第334页。
[6]《蒲桥集》，第364页。
[7]《汪曾祺全集》，卷六，第495页。
[8] 《汪曾祺全集》，卷三，第3o-3l页。
[9] 请参看詹姆逊著《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王丽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10]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原载《花城》1998年第5期。http//www.culstudi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 id：2997。
[11] 《汪曾祺全集》，卷3，第427页。
[12] 《汪曾祺全集》，卷3，第313页。
[13] 《汪曾祺全集》，卷六，第334页。
[14] 《汪曾祺全集》，卷六，第347页。
[15] 《汪曾祺全集》，卷六，第351页。
[16] 《汪曾祺全集》，卷五，第172页。
[17] 《汪曾祺全集》，卷三，第427页。
[18] 《汪曾祺全集》，卷六，第371页。
[19] 《汪曾祺全集》，卷三，303页。
[20] 《汪曾祺全集》，卷五，第49—50页。
[21] 《汪曾祺全集》，卷三，第303页。
[22]请参看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第308-309页，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一版。
[23] 《汪曾祺全集》，卷一，第345页。
[24]转引自《汪曾祺全集》，卷六，第349页。
[25]请参看胡河清著《灵地的缅想》之《汪曾祺全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l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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