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心雕龙》思想的复杂性早有共识，但儒学、佛学和玄学究竟哪种学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概念、结构、论证方法和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分析，并辅之以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刘勰虽继承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但影响《文心雕龙》的主要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盛行学界的玄学和佛学。而善于化外来思潮的冲击为自身改造的有利因素，正是儒学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
 
【关键词】 《文心雕龙》/思维方式/儒学/玄学/佛学

　　在以评点感悟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古代文评传统中，《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科条分明”无疑引人注目。对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学界早有共识。王元化在指出“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学古文派的立场上”[1](P58)的同时，也注重说明“他对于作为当代时代思潮的释、道、玄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一面。”[2]周振甫更明确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以立论绵密，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3]但儒、道、佛三种思想中究竟哪种占主导地位，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曾有论者指出，虽然“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都已经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提出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原理，”但在中国，“得到了长期发展”的却仅仅是朴素的辩证逻辑。[4]事实上，在龙学研究的这种争论中，贯穿的依然是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对于吸收了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影响已远臻复杂的《文心雕龙》而言，未免大而无当，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憾。若仔细辨别，不难发现，在各论者含糊言之的“文学思想”中，实际上既包括文学观念，也包括思维方式，两者显然不能等同或互相替代。文学观念确实离不开思维方式，但二者又并非全然统一。如果说文学观念依门派不同而有明显区别，思维方式则在某种程度是可以为不同文学观念的人们所共享，因而在“文学思想”中，它可能是一个更接近本源的存在。因此，本文提出“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并循此思路阐明刘勰《文心雕龙》主要文学观念虽确属儒家，但其思维方式却深受佛家、玄学影响，正是为了真正切近这一问题的本义并予廓清。同时，通过这种努力，我们也会发现，“区分本末、执一统众”这种形式逻辑高级阶段的产物，不仅对于一千多年前的刘勰，更对我们今天的龙学研究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一 思想史层面：刘勰接受佛学、玄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历史可能性

　　刘勰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状况异常复杂的一个时期。儒家文化在两汉成为“经学”并得到高度发展，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却由于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渐趋衰微。《南史·儒林传》称：“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与此同时，由刑名之学发展而来的玄学成为时代主潮，自汉输入的佛学亦日益呈现与本土文化平分秋色之势，三种思想混杂融合，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

　　佛学、玄学与儒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儒学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但“天”在他们眼里只是人类道德心的宇宙化，因而是一种重视今生、关心社会、缺乏形而上维度的学说。在思维方式上，它讲究体用如一，着眼于事物的系统性、普遍联系，强调其间的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虽有朴素的辩证法影子，却表现出很强的经验逻辑色彩。[5]而玄学由《周易》、《太玄》的“天道观”和三国时的“刑名学”发展而来，是运用道家思想对儒学进行的改造，认为宇宙运行的“天道”而非人类社会所依循的“人道”主宰一切，因而，“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6(P214)]重内心之体认，轻向外之追求；佛学更认为本体为空，强调由观假相而观实相，偏重于对世界的抽象的哲理的思辨，注重“破”更甚于“立”，“颇近似思辨哲学的本体论”。[1](P47)对本体“空”、“无”的认识为它们增添了形而上范畴，因而在思维方式上，它们往往通过区分成对的抽象范畴来进行思辨性的探讨，具有很强的抽象性、逻辑性和思辨性；这种“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的思维更接近形式逻辑。

　　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冲突融合日渐呈现为三教混杂的趋势，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再纯粹。在龙学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一再梦见孔子、言必“征圣”来证明他对儒家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继承。其实，佛学传入之初往往借儒学、道教“格义”，不仅祭祀中黄老、浮屠并立，南朝人甚至把孔子称为“儒童菩萨”；[7]另一方面，玄学虽也尊奉孔子，但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形象，早已是“自然”为体，“名教”为用，“无为而无不为”，带有极强的道家色彩。因此，对于依佑佛寺十余年、熟谙佛法和玄学的刘勰来说，孔子和儒学的面貌恐怕已与汉儒眼中的形象相去甚远。

　　思维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学术环境，也使治学方法由谨严而逐渐松动。儒学以求善为范畴建构逻辑起点，以血亲伦理教化为中心，因而强调师法家法，注重对经典的建构性阐释。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各派独守一经，不参异说，这在刘向、刘歆的今、古文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玄学和佛学都是以审美为范畴建构逻辑起点，由法祖先变为法“天”法“无”，由守经变为尚“通”，开始了对经典的解构性阐释。因而郑玄“注古《周礼》用《王制》，笺《毛传》用《韩诗》，注《古文尚书》用夏侯、欧阳说”，杂以经、字、事义解经，打破了今古文、师家法的传统；到南朝，“注疏恒要言不烦，自抒己意”，[6]P224从单纯的注经走向了对经典、对注疏的再理解再创造[8]。在这种注释中，圣贤的面目逐渐淡出，注疏者的形象却日益鲜明。

　　就刘勰本身而言，纵观其一生，出身庶族，家世贫寒，青年时“依沙门僧佑（校经），积十余年”，写成《文心雕龙》后“取定于沈约”，才做了一点小官。但仕途终究不甚得意，晚年出家为僧。显然这是一个命穷运蹇，入仕之心强烈，极其渴望通过奋斗改变自身境遇的人。因而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才会有“岁月飘忽，性灵个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的强烈自信，有“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言”的精明谋划。看来，写作《文心雕龙》在刘勰不仅是文学上的追求，更有政治上的目的，包孕着很强的摆脱逆境、立身成名的考虑。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在齐梁年代这个积累了丰富的儒学思想资料，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却每多新变的时代里，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显然较独守一经的原教旨主义对刘勰更有吸引力，更可能成为《文心雕龙》写作的基本原则。

　　二 文学史层面：《文心雕龙》文本中玄学、佛学思维方式的痕迹

　　1.概念的创化

　　一位批评家曾提出，我们批评的贫困与概念的贫困密切相关。他指出：“自秦汉以来，尽管思想家、哲学家代有人出，但新概念的出现却日益艰难。”[9]《文心雕龙》的超越性和独特性，首先就体现它对概念的创化，即对旧概念的创造性运用上。这种能力的获得，显然得益于玄学和佛学思维方式的熏陶。

　　“道”与“自然”。儒家之“道”是社会伦理之道，其思想中几乎没有自然的位置，所谓“天”，在他们眼中只是与伦理秩序相对应的概念，是人类道德心的宇宙化。而在道家看来，“天”是没有道德意义的，它和“人”都只是“自然之首”的体现，所以“道法自然”，“自然”应当是“道”的轨范，具有某种形而上性质。这种观念在玄学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就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由单纯的物质性的存在变成了宇宙精神，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而来自西土的佛教却认为人与动物没有界限区分，一切生物都可以成为行为的主体。因此其“自然”（“真如”）是一事象依于因缘会合而自然如此，既包含生物界，也包括人世。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开头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以后便论证“动植皆文”，“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可见其“道”既是人文的本原，又是天文的本原，与玄学、佛学相近而有背于儒学；接下来对“自然之道”的具体阐发，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则确定了《文心雕龙》中“自然＝事物本然之禀性”的基本含义，而“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己”更直接以佛典中常见的“神理”代称“自然之道”，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佛学的影响。

　　“心性”。很多学者都曾指出，佛教以个人解脱为依归，特别重视心性问题，其“心”的观念明显有别于儒学。的确，儒学重视人与天、与社会之道的关系，却不太关注人自身的本质和心性问题，因而他们提到“心”往往只是在道德伦理层面，指称的是种种具体的心理内容。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这种具体的心理内容往往并非是用“心”，而更多地是用“情”、“志”、“神”等概念来界说。比如“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感物吟志”、“体物写志”、“思理唯妙，神与物游”等等；他提到“心”的地方总是与“物”对举，并特别强调“心”对“物”的支配和主导，“心”不受任何具体物质的束缚而自由弛骋。显然，其“拟容取心”的“心”，实际上已不是任何具体单一的心理活动，而是包含了主体思想、情感、意念等多种含义的极为宽泛的概念，正与佛教中以“心”指称一切精神现象来弥补儒学主体性缺失的思路相契合。

　　“物感”。“物感”在《礼记·乐记》中就已存在。作为一个概念，它重在说明乐之所起，乃在于人心之感悟，强调的是乐与政通，与伦理通，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因而儒学的“物感说”反对受外物感发之情的自然抒发和渲泄。而《文心雕龙》中的“物感”——“人禀七情，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则在指出自然万物对人感情的激发和引导的同时，着重强调人情感的抒发是顺应自然的，明显淡化了其中的功利色彩，把它改造成为一个纯粹的审美性的概念。在这种变化中，玄学以道家的自然、天道弥补儒家缺失的本体的努力已呼之欲出。

　　“文质”。“文”、“质”二概念并非始自刘勰，但正如王元化所指出的那样：“刘勰大概是首先把“文质”这对概念运用于文学领域的理论家。”[1](P72)从《论语》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到《礼记》的“虞夏这质，殷周之文，至矣”这对概念指称的外延从未超过仪理制度的范围。班彪的“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把“文质”引入史学；而刘勰之所以能发前人之未见，把“文质”概念率先引进文学，成为以后论述内容、形式关系的揭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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