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其意义何在呢？文学的审美层面具有超越性，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超越，也是对历史性的超越。在这个角度上看，文学有超历史的确定的本质，这就是审美本质。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了形而上学，也否定了超越的领域，把一切都归结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构造，这是一种虚无主义。所谓超越，是生存的一种根本规定，生存不是异化的现实的存在，而是指向自由的超越性存在。因此，现实可以解构，但超越的领域不能解构，审美不能解构，因为对自由的追求不能泯灭。后现代主义文论否定文学的审美本质，否认审美的超越性、自由性，认为审美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建构。陶东风这样批评所谓“审美的本质主义”：“……‘审美’（其实质是艺术活动的自主性）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建构”[2]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要害就在这里。审美是一种意识形态吗？意识形态是社会价值体系，是特定阶级（主要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它具有现实性、历史性。道德、政治、法律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文学也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这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现实层面。同时文学也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层面。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人类由于有了审美意识（以及其反思形式哲学），才能够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解放。文学的自律性源于审美超越性，审美虽然有现实的基础，但又超越现实，在历史的变化中保持着自己的恒定品格，从而使文学具有了独特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知识学的对象，审美也是一种知识——文化建构。这样，按照福科的观点，知识即权力，文学理论也就成为一种权力的建构，文学的独立本质问题也就被消解。还有人认为，文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价值判断，因为文学属于一种人文现象。但是，价值从属于意识形态，因此，文学本质问题又归结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样，所谓文学的特殊本质就不存在了。本文认为，首先必须对知识、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界定，不能想当然的把文学当作知识学的对象或意识形态的形式。知识是现代性的产物，从神学中分化出来科学（知识）、意识形态以及哲学、艺术等，因此，知识区别于超验领域的哲学、信仰，审美，也区别于经验领域的意识形态。文学确实具有知识学的意义，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因为文学具有现实层面和现实意义；但是，文学不仅仅是知识学的对象，文学理论也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文学理论也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表达。这是因为，文学除了现实层面，具有现实意义，还有审美层面，具有超越性。审美作为本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体验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领悟，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乃至于文学都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文化建构，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建构，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审美乃至于文学超越了一般知识——文化体系，也超越了日常的话语体系，成为文化、话语的反思-超越层面。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审美价值必然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体现着自由的精神。例如《红楼梦》固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但其审美价值却在于对意识形态的突破，表现在对传统人生道路的否定和抗争，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质疑和追问，这一切都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而是具有哲学高度的美学思考。

此外，后现代主义认为文学是语言的构造，语言没有确定的所指，话语只是权力的构造，因此文学也没有确定的本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问题在于，文学虽然是一种语言构成，具有一般语言的特性，但是，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现实）语言，它把日常语言经过特殊的组织，变成了文学语言，从而消解了一般语言的局限，如能指与所指的对立等，成为自由的语言。同时，文学语言的表达也超越了现实话语，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具有了超越性的审美意义。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论说，揭示了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质。它认为诗性语言克服了现实语言的沦落，回归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的本性。因此，文学作为语言的形式不能仅仅归结为现实意义和意识形态，它超越了现实语言，也超越了现实意义和意识形态，成为存在的家园。

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现实的实体性，但并没有消解了审美的超越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审美主义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审美主义是在现代性发生以后的一种批判性哲学思潮，它不再把理性当作终极真理，不再认为现实中可以实现自由，转而认为审美是最高的境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审美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形式，是在此岸与彼岸分离后的一种超越途径。传统哲学不认为审美是存在的最高境界，只有神性或理性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从文艺复兴开始，理性取代了神性的权威；而从席勒、叔本华以及尼采开始，理性的权威衰落了，审美成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审美主义发生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萨特、梅洛-庞蒂乃至福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走向了审美主义。审美主义的兴起，证明形而上学的问题并没有被取消，仍然存在超越的领域，也仍然需要美学的思考。因此，文学理论就超越了一般知识、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水平上克服了话语权力的制约，而具有了哲学-美学的高度；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言说也就具有了形上的意味。

当我们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局限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现代主义不仅仅是解构主义的一种走向，还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更注重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它批判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和主客对立，而主张主体间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变启蒙理性的“祛魅”为“自然的复魅”。总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之后，并没有取消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而是试图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重新解答这些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  文学本质如何言说

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后现代文论否认文学有特殊的性质，甚至认为“文学是什么”的提问没有意义，因为文学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可能取消文学本质的问题，因为正像一切关于知识的问题以及哲学问题根源于人们对于世界意义的追问一样，文学本质的问题根源于人们对文学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是不能被解构的。因此，文学理论仍将存在，关于文学本质的问题也仍然需要回答，只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和答案与以往有所不同罢了。

时下一些论者，放弃对文学本质的回答，代之以对关于文学本质问题论述的历史描述，以实践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学本质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和话语权力的建构的思想。问题在于，以史代论并不能解决人们对文学意义的追问，它只能说明历史上的文学理论以及它们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不能告诉人们现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学现象。我们不能只是这样告诉人们：以往的文学理论是这样谈论文学的本质，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构造；但是我不能接着说下去了，我不能告诉你文学是什么，因为文学没有本质。我们也不能仅仅这样评价文学作品：无论是《红楼梦》还是其他什么作品，它们都一样，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和艺术性的高低，都是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仅仅从外部解说文学的性质，回避了文学理论自身演变的根据，这种解说就是不全面的。文学理论并不是由历史任意捏弄的泥团，而具有自身的规律，它除了适应外部社会文化因素外，还要发展理论自身，修正以往理论的缺陷，以更确切地解释文学现象，这是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不能以文学外部影响取代文学自身的规律，相反，文学外部的影响要通过文学的内部规律起作用。因此，必须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学理论基础上，接着说下去。后现代主义以史代论，取消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但其前提是有前此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从而才有可能解构它，并作出文学理论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完全回避本质的界定，解构和历史考察也就失去了对象。可以设想，如果依照后现代主义，从现在开始，仅仅对文学理论作历史的考察，仅仅解构而不建构，那么从今以后就不仅没有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也将没有关于文学理论的解构对象和历史考察，这意味着文学理论的消亡，也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消亡。

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首先必须改变问题的提问方式。传统的文学理论都是首先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这种提问方式，预设了文学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主体无关的文本），而且它具有实体性的本质。历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从形而上学出发，寻找文学现象后面的实体性本质（理性主义），或者从经验出发，寻找文学文本的共同特性（经验主义）。第一种方式已经被解构主义所否定，第二种方式也走到了绝境。由于文学本身形态多样，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反传统性，这种共同本质的寻求遇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乔纳森·卡勒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反倒不多。”[3]这就为反本质主义提供了口实，包括所谓家族相似说、所谓惯例说乃至于取消文学本质的问题等等都发生了。必须首先解决文学理论提问的方式问题。在现代哲学看来，实体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它已经还原为意义概念。文学不是实体性的存在物（例如文学作品），而是作为存在方式的文学活动，因此不是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提出文学是何种存在方式或者文学的意义何在的问题。这种提问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哲学基础的改变，从实体论改变为存在论，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把对存在者的考察还原为对存在本身的考察。

本文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可以言说的。由于实体论转化为存在论、实体概念转化为意义概念，虽然文学没有了实体性本质，但仍然有基本的意义，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本质。文学是一种区别于现实体验的特殊体验方式，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文学具有特殊的本质。从历史上看，文学的文本和文学的概念确实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因而可以说具有历史性。但是，问题在于，文学不是一种实体或者文本，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就是所谓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可以千差万别，但文学活动应该有统一性，文学的体验应该有共同性，文学的意义应该有一致性。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有别于日常活动，都有别于现实意义。如果这样理解文学，那么，虽然现代文学有与古典文学非常不同的特征，因此，作为形而上学的实体论的文学本质被解构了，但是，作为存在方式的文学本质却没有被消解，文学活动在历史中保持着统一性。人们在各种文学活动中都有某种特殊的生存体验，从而区别于现实的存在。在这种历史变化中，文学文本虽然流转不定，但其意义又有某种同一性，而这就被称作文学的本质。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至今并没有失去意义，那些经典性作品还仍然感动着我们。这就表明文学作为特殊的生存体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也就存在着统一的文学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仅仅承认文学的历史性，不承认文学的超历史性，因此，它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只能是一种没有确定内涵的历史性的观念。本文认为，任何文学活动都既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因为文学既有现实层面，又有审美层面。现代解释学认为文学解释是“视域融合”，即文本的历史视域与接受者的现时视域的融合，从而揭示解释的历史性。但是，伽达默尔仅仅肯定文学解释的历史性，而没有意识到文学解释的超历史性。实际上，视域融合不仅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超历史性。所谓“视域融合”就是对历史境域的超越；只有超越特定的历史视域（文本的历史视域和接受者的现时视域），才有可能接受历史文本。文学作为审美解释，更直接地超越了现实、超越了历史，进入超验的领域，因此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超越本质。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生存体验方式，其性质是确定的，那就是从现实存在到超越性存在的过程，是从现实体验到审美体验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本质不是形而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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