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化乃是一种混血文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异域的现代文化、对外开放与意识形态、激进的自由主义与顽固的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奇异景观。虽然，隐藏在这一景观背后的社会大背景因素众多，但是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开放而来的文化开放却不能不是这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妨说，文化开放给我们带来的首先就是新的精神参照系或新的价值衡尺，它使得本土的更显其本土，传统的更显其传统，因此，不同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就变得势所难免。面对那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一种“无为在歧路”的困惑与焦灼就显得更加触目，更加无法闪避。

　　回溯一下８０年代的文化境遇，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关系图式：传统与反传统、权威与反权威，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可将它表述为“父与子”。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儿童时期（例如男孩）就具有杀父娶母的心理倾向，他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倾向导致了家庭内部父与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弗洛伊德进而将这一理论移植到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指出原始部落最初是由一个原始父亲进行统治，他创造了集体赖以生存的秩序。这位原始父亲与众多儿子们的关系一如家庭内部父子间的关系，父亲盛气凌人的统治煽起了儿子们的强烈仇恨，儿子们最终联合谋杀了父亲；但是，儿子们同时也看到了巩固集体生活的必要性，他们并未废弃父亲所创造的某些合理秩序，而是将它们承继下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慢慢地就形成了日后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与法律——即父法。于是，“父亲”这一称呼所代表的再也不只是在家庭内部的角色与身份，而是表明了一种社会权力，一种法与秩序，一种力量与权威。家庭内部父与子的紧张关系无形中就隐喻了文化或社会发展中上一代权威与下一代子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父亲、父法这一概念当然地就成了权威、秩序、传统、历史的符号能指。在这一章，我们将隐喻地运用“父/子”关系图式对20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有关的文化文本进行强力性的阅读，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不同社会或文化集团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以及围绕着这一关系所进行的文化书写。

　　一

　　如上所说，我们是以“父/子”关系来隐喻８０年代文化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我们的阅读嵌入了弗洛伊德主义的话语场景。因此，在进入我们的阅读实践之前，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种“嵌入”的可能性加以审视，也就是说，出于阅读本身的需要，我们必须对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家庭关系的“原始场景”作一定程度的修正和扩展，以此来打开心理分析理论在批评中的方向和前景。

　　一讲到弗洛伊德或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或文化批评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俄狄浦斯情结——儿童天性中就存在的一种杀父娶母的心理倾向。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如一些庸俗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把这一倾向固置在生理－本能的层面，而是应从心理的、文化的和隐喻的方面来对其进行理论的重述。

　　首先，正如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所指出的，弗洛伊德是从想象性的文学而不是从科学汲取他的灵感、他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技术的，这就是说，弗洛伊德的许多概念不过是一种隐喻性的挪用，它们与其说是无意识和意识的心理过程的经验说明，不如说是这一过程的叙事性虚构，是对人类心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类文化的生产机制做的一种隐喻性读解，例如俄狄浦斯情结作为这样的一个隐喻，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家庭关系以及由此而扩展出来的文化集团中主体的角色生产机制的说明。

　　其次，俄狄浦斯情结这一隐喻的结构性环节包括这么几个方面：（１）恋母。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儿童在无意识中对母亲有着****的欲望，对母亲的这种性欲意义上的爱恋乃是由于母亲是孩童获得最早的身体快感和心理满足的源泉，幼儿最初的性爱渴望其实是对这一初始经验的追忆和回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整个潜伏期里孩童学习如何去爱那些扶助他们于无望之中，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人，这纯然是以吸吮母乳时之感受为模式的一种延续而已。……孩童和任何照顾者之间的交往，带给他泉涌不断的性激动以及快感区的满足。既然照顾他的人，通常总是他的母亲，对待他的感情也源自她本身的性生活，情况就尤然如此了……” （２）阉割焦虑。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儿童对母亲无意识地怀有****的欲望，但父亲的存在使他感到威胁，他害怕被阉割，特别是他错认为女孩是被阉割过的，女性身体上——尤其是生殖器官——的缺失使他感到恐惧，担心同样的遭际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由此就产生了阉割焦虑。（３）对父亲的认同。阉割的恐惧使得儿童不得不压抑自己对母亲的****欲望，依据一种现实原则对父亲的地位表示顺从，想象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他那样的人。通过这一对父亲地位的认同，主体便能（想象性地）解决家庭关系中的矛盾，顺利地进入社会。

　　因而第三，从这三个结构性的环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罗曼司的复杂场景，它是由多种复杂关系构成：（１）母/子关系。就儿子的方面而言，母亲是作为欲望的对象存在的，但我们不可把这一对象性活动的本质拘泥于纯粹的性欲冲动，因为沿着精神分析学的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出生作为人与母体（子宫）根本的分离本身就是一种原始创伤，是与母体的原始统一的彻底丧失，因而，对母亲的依恋可在这个意义上看作是个体向母体的回归，是他对与母体统一的原始场景的追忆，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人类在哲学、宗教和文学等文化形式中对原始统一、对终极和本源、对伊甸园式的生活的渴望和追求都可看作是潜意识的这一原型活动的表征。（２）父/子关系。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一般比较注意恋母和杀父这两个方面，而实际上，如同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由于阉割焦虑的存在，使得家庭中父/子的关系不单是子对父的反抗，而且还有父对子的压抑或阉割——同样，我们决不可以把这种父子关系理解为现实的父子相残，而应把它们看作是儿子潜意识中的想象性场景——或者更确切地说，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个体通向社会必经的结构性时刻，其关键在于子民必须经由从仇视父亲到认同父亲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角色转换。（３）父/母或男/女关系。事实上，在弗洛伊德主义的家庭罗曼司中，母/子关系与父/子关系可隐喻地阅读为子与父之间争夺母亲/女性的无意识斗争，子杀父是为了从父亲那里夺回母亲，而父亲则以惩罚和阉割相威胁，以保证对母亲的独占。正如许多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在这一关于父/母、男/女关系的叙事中，其实掩盖着一种父权或男权崇拜，它隐喻地设定了男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女性被编码为男性争夺的对象，她永远都只能处于被动的、通过被男性所征服来见证男性力量的物的地位。当然，除了上面三种关系之外，家庭中应当还有诸如父/女、母/女、兄/妹等关系，不过，上面三种关系乃是精神分析学所分析的经典的家庭关系，其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三种关系的变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俄狄浦斯情结是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它表明，家庭是个体通向社会、与社会建立联系的地带。那么，这一家庭罗曼司如何才能运用于文学和文化批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必须对家庭关系的那些原始场景作转喻性的重述，把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想象转换为可用于文学与文化批评的社会性符码。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已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对艺术创作、图腾与禁忌等文化生产活动的潜意识机制的分析就是家庭罗曼司在批评中的具体运用。但由于他过分的本能论和泛性论倾向，使得他的批评常常流于一种病理学的临床诊断，一种简约化的能量经济学，而无法真正揭示出文本复杂的意义生产过程。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中，拉康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拉康对于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用结构语言学的模式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作了根本的重写。在此，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拉康的整个思想作全面的介绍，而只是围绕着家庭罗曼司的主题看一下拉康的改写是如何为精神分析学通向真正有效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打开道路的。

　　在此，所谓“通向真正有效的文学与文化批评”，主要地是基于传统精神分析批评的这样一个局限，即它过分的欲望经济学原则使得批评常常会陷入对文本的简约化，把文本的符号只读作是个人的利比多的直接象征，从而封锁了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潜在的批评强力和社会维度，封锁了从文本与社会或历史因素之间的联系来阐释文本的可能性。实际上，正如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说的：“弗洛伊德著作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帮助我们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个人的成长。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确实是一个关于人这个主体如何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通过肉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幼儿时期我们的肉体与我们周围人的肉体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就是说，一种真正有效的精神分析批评，应当寻求打开结构文本欲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而这就要求在精神分析理论、文本与社会和历史之间找到一些中介化的语码，以完成文本阅读通向社会和历史的真实存在的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批评所呈现的与其是一种欲望经济学，不如说是一种欲望辩证法，一种欲望的阐释学——因为欲望终究是精神分析学的主导语码——它所实现的是文本向社会和历史的辩证运动。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写就为这种阅读和阐释过程提供了一系列的中介语码，这就是他著名的三个“界面”即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的理论。

　　拉康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假设获得启发并对其加以发展，把主体或社会的人的形成过程分为镜像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所谓想象界，就是指在镜像阶段，身体活动尚不协调的幼儿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镜像）时，不仅能欣悦地辨认出自己的身体形象，而且还能通过这一形象发现自己的身体运动与它的镜像以及同样在镜子中反照出来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想象地获得了对自身的一种完整认识，形成了理想的自我。但另一方面，拉康又认为，这种确认不过是一种误认，那理想的自我统一感其实是虚构的，是一种幻觉或想象，用拉康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异化”的自我认知，它给自我的第一次确认嵌入了“我”与“他者”的矛盾，这一矛盾将犹如一个原始创伤一样在主体的“时间辩证法”中纠缠着它的一生。

　　如果说在镜像阶段还只有我与他者——如自己的身体的镜像、作为肉身的母亲以及周围的环境的意象——的二元对立，那么，在俄狄浦斯阶段，由于父亲的介入，这一二元关系结构必定要为三角关系结构所取代，镜像阶段的“想象的”自我统一将走向主体分裂的不归路。因为在镜像阶段，尽管“我”与外部现实之间的矛盾仍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但“我”毕竟还能在想象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满的或理想的自我感，而在俄狄浦斯阶段，父亲所代表的父法的世界或者说象征界的存在使儿童逐渐认识到，他作为主体的身份，是由他与他周围主体的区别和关系所构成的，例如由于父亲的存在，他意识到母亲不能作为他的情人而存在，意识到他必须认同父亲的身份，压抑或终止早期对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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