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本土的传统，面对先辈们艰苦树立的一座又一座丰碑，面对千百年时间流逝中逐渐沉积而成的文化板块和具有强惰性的心理结构、心理定势，现代的文化闯将们不由得油然而生一种仇恨。因为我们要想成为强者，成为巨人，要想进入中心，书写历史，要想奠定自己的形象，做未来人的“父亲”，就必须超过前驱，****先辈，就必须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擎作至死不休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反抗父亲、超越先驱经常就成了子民们表白自我、掌握话语权力的第一个步骤，对于这一在８０年代中期弥漫于各个文化领域的普泛化的社会情绪，我们称之为“弑父情结”。

　　但是另一方面，“父亲”是杀不死、打不倒的，这倒不是因为“父亲”过于强大，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弑父者本身就是“父亲”的复制品，或者说我们已经是或正在成为“准父亲”，我们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无不都是“父亲”遗传下来的，我们身上流淌的是“父亲”的血液，杀父无异于自杀，这不仅是痛苦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韩少功为我们塑造的那个在一种非时间状态中永存不死的丙崽无疑就是谋杀对象的最好象征；张艺谋在他的“红色电影”系列中杀得你死我活，但“父亲”的力量却越来越顽强，越来越暴虐，最后子民们也只好哀叹“父亲”无所不在——就象那个封闭的深宅大院中无所不在的“大红灯笼”——于是杀父的欲望熄灭了、遁逸了，只好到现实中去找所谓的“说法”；莫言也想“杀父”，但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子民们）是没有指望的，基因变异了，种族退化了，生命力枯竭了，连与生命息息相关、神秘对应着的自然万物都失去了生机，河也干涸了，纯种的红高粱也变成了杂种的野高粱。所以他只好把“杀父”的理想寄托在一个遥远时代的“杀父者”——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而“我”则只能通过对这个理想中的“杀父者”的丰功伟绩的回忆来获得一种“杀父”的快乐，来慰藉自己的无能，因为想当初“我爷爷”、“我奶奶”就是一条好汉；还有更多的人则心甘情愿地寄生于“父亲”的伟大阴影之中，小心翼翼地承续着“父亲”遗留给我们的一切，不敢有任何非份之想；更有甚者，有人自己不敢杀，还不许别人杀，在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深恶痛绝之际，还不忘向“父亲”深表内疚之情。对于这种情结，我们称之为“恋祖（实际上是恋父）情结”。

　　“恋祖”就是对父法的认同，从更深一层来说，“恋祖”的背后还有着一种难言的尴尬在里面。我们一方面时刻梦想着超越已有的“父亲”，而另一方面由杀父而来的极端反传统又会从根本上斩断“我”与历史或传统的内在关联。自杀固然令人痛苦，而彻底失去父亲同样是令人恐惧的，它意味着“我”与“父亲”之间的对话彻底断裂，意味着“我”将失去能确证自身的对象。因为“父亲”被谋杀之后，“我”只能在历史的边缘徘徊和漂流，既不愿加入人群，为众声喧哗所淹没，又无法进入中心，无法把持和言说自身，无法重塑历史的话语权力，子杀父命中注定要以悲剧告终，由此出现了８０年代末期四处洋溢的一个文化主题意向：无父与寻父。

　　那么，面对从异域闯入的西洋文化呢？既然本土的传统文化已日薄西山，既然本土文化已不能输给我新鲜血液，不能让我走出“父辈”的阴影和走向新生，那我们何不借用异域文化来注入活力，来改良血液，重造基因呢？无疑，西方文化——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对我们而言也是“父亲”。只不过这位“父亲”具有与我们自己不同的基因，而这基因又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所需要的——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面对汹涌而至的各种西方思潮，我们除了热烈地拥抱，除了狼吞虎咽般地吸收外，是别无选择的，这同样是一种“恋父”，一种“想象态”的恋父。

　　但是饥不择食地饱餐一顿之后，消化不良就随之而至了。与面对自己的亲身“父亲”一样，如何超越这位新认的“继父”同样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那我们还能再发如此的豪言壮语吗？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那我们还能再跟在后面故作呻吟吗？既想学习西方又怕步人后尘。因此，“恋父”的同时，我们又对“父亲”有一种恐惧。我们竭力想逃避它，不愿做它的注释者和复制品。但这种逃避又是无力的，因为我们已无处可逃。亲身的“父亲”已被我抛弃了，我只有暂时寄身于这位“继父”之下，说他的话，写他的书，论他的文，以勉强度日。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现代派”是“伪现代派”，是文人的“矫情”；中国的“后现代”乃是“泛现代”甚至“前现代”，是“痞子们”的福音。但是，难道这么说的人就不“伪”，就不“痞”吗？他们因此就摆脱了对洋人的“模拟”和“臣服”吗？所以，又有人说，我们已经“失语”，我们在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暴力下，已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不仅彻底的“无语”，而且也彻底的“无所语”。于是，他们焦虑，为“失语”焦虑，为丧失了自我焦虑。那么，“失语”之后怎么办？有人说：“寻找母语”。似乎是有所“语”了，实际上还是彻底的“无语”。如果结果象张承志所说的那样：代表大陆的信念已经死亡了，母语已经彻底腐烂了，你们怎么办？继续寻找吗？那你们将会沦落为两种人：一种是怀旧者、收藏家，象珍藏古玩那样在斗室里独自玩赏；另一种是抱残守缺的卫道士。怀旧者的兴趣在于猎奇，在于异国情调，这些“珍藏品”本身根本无法参与对话，无法产生意义。但是，卫道士却要强行让它们进入对话，使它们赋有意义，于是专横和暴虐就成了他们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和最后保证。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失语”、走出“影响的焦虑”呢？既然语言只是生命的形式，生命沦落了，才会有“话语”的沦落，那么，要恢复“话语”，就得先恢复生命，解放生命。但是，生命又靠什么来恢复自己、解放自己呢？我们已经被剥光了衣服，裸露在文化的“荒原”上，就象一只布里丹的驴子，既想吃草，又想喝水，但不知道自己该先要什么，终至饿死、渴死。

　　总之，８０年代中期的寻根文艺中扭结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其中既有对传统主流文化的颠覆和对非主流文化的误读式的认同，也有对西方文化近代启蒙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加甄别的接纳或拒斥，但不论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它们又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价值定位，这就是对所谓的现代性的寻找，对在现代性语境中主体的位置的重新书写和重构。因此，在这一表面的异质性价值的并置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先验的能指，一个显示区别的空洞的指示物，一个把我们插入某一象征秩序的先定位置的符号，这就是以生命之流的意象出现的、具有男根意义的主体性。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对什么是主体性作学理的探讨，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个时期主体性这一空洞的能指符号在不同的书写中呈现出的不同意象：生命的肿胀、流动；现实的匮乏；欲望的受压抑和超主体的象征秩序的在场等等，例如张艺谋的“红色电影”系列对“红色”这一特殊的文化资本的不同调用就显示了主体性在一系列虚构的文化场景中的暧昧影像。

　　四

　　然而，象征性的秩序或父亲还不是一切，在当代文艺的起源处，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为修复创伤所作的各种努力，除了寻找新的象征秩序替代物之外，在比《伤痕》更早的时候，我们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撕心裂肺的呼喊：“救救孩子吧！”这是向一个理想父亲的呼喊，刘心武自己也曾一再说明，他的《班主任》其实是要写那个张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父亲”，也就是说，他是要用“理想父亲”来替代“象征秩序”的父亲。

　　如果说“象征秩序”的父亲代表了“超我”的力量，那么，“理想父亲”则代表了“自我”的力量，是“自我本质”的扩大化和族类化。１９７９年，“乔厂长”应运而生，随即出现了“改革文艺”中的开拓者家家族系列，它们与同时期“寻找男子汉”的社会思潮叠加在一起，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英雄的肖像画面：刚毅的性格、果断的言行，非凡的胆略与识力以及令女性无法抗拒的男性魅力。

　　如果说“象征秩序”是以“社论式”的独白话语取胜的话，那么，同样是想象“理想父亲”则主要是以其超群的人格力量吸引人。“英雄的言行常常令人肃然动容，英雄的责任心与良知使人感到崇高，英雄的超凡能力使人仰慕，英雄的严于自律使人敬重”（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４页）。总之，正是英雄那高贵、庄严的人格和诱人的精神力量给了每一个柔弱无助的个体以精神上的支撑。不特如此，英雄的伟大人格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的白日梦幻想，使其内心的被压抑的“利比多”能量得以释放。从蒋子龙的“乔厂长”到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和柯云路的“李向南”，几乎每一位英雄都天生带有“双重胎记”。一方面，作为英雄，他们敢于迎战权贵，用铁碗甚至“诡计”整肃纷乱局面，这实际上是一场“想象的父亲”对“象征的父亲”的决斗，参加战斗的一方不是厂长、经理就是县长、技术权威，而另一方不是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什么革委会主任，战斗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是前者胜利（至少是人格上、道义上胜利）后者失败，这一不断被重复书写的斗争模式实际上反映了族类的或集体的“自我”（理想的父亲）与“超我”（象征秩序）之间的相互对立，而前者对后者的胜利或双方达成和解的结局正是“类想象”的一次补偿性的满足，但也是一次廉价的满足，因为正象许多人已经指出的，这场战斗终归还是用一种等级秩序去反抗另一种等级秩序，用一种专断去****另一种专断，用一种官本位去否定或批判另一种官本位，在本质上它同样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清官意识和救世主情结的体现，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人治”传统的继续。另一方面，这些英雄作为人，更恰当地说是作为男人，他们同时也是男性/女性对立情境中的主动者、主导者或中心。他们在性角逐中的有利位置和诱人的成功无疑使英雄梦变得更为迷人，但也给英雄的没落布下了杀机。“寻找男子汉”，８０年代初由中国女性一再倾说的这个口号可以说就是女性向男性抛出的一个诱饵，对女性而言，它是对男性中心等级秩序的认同，是女性话语的自我剥夺和女性性别的自我阉割；对男性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尚未和无法成其为“男子汉”（英雄）的男性而言，它又是集体性的“自我”对个体“本我”的压抑，因为在这里，女性所倾慕的并不是男性的性别，而是男性的成功，“男子汉”这一概念所隐含的强壮（例如以身高作为第一参照指数）、勇敢、深沉等文化特征无论是对成功者还是对渴望成功者无疑都将构成焦虑的源泉。

　　与改革文艺中以理想的父亲对抗超验的父亲相对应，在几乎同时出现的知青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或者说理想秩序更直接也更执著的追求。由于文革特定的历史际遇，使得知青的一代人在文革结束后总怀有一种双重的弃儿心态：文革中被家庭遗弃——尽管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出于对象征父亲的追随而离家出走，但文革后父亲/母亲的缺席导致了家的归宿感的缺失；文革后政治上对文革历史的否定又被历史所遗弃，尤其是回城后进而又被社会所遗弃。如前所述，在７０年代末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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