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一造成主体分裂、动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拉康对阳具的意义的理解在此是至为关键的。阳具既非幻觉也非对象，也不是生理的器官，阳物或****，而是象征性的对象，是一切能指之能指：“阳具是联结逻各斯之作用与欲望之产生的符号的优先能指”。在拉康看来，阳具是人超越生物的满足向着永远的满足运动的象征，但最后的满足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向着满足的运动，因而阳具作为一切能指之能指其实是所指的根本缺失。在拉康那里，阳具既为欲望的能指又为此欲望的主体，作为欲望的能指，它指称着一切超现实的存在：无意识、物本体、基本欲望甚至死亡，而作为欲望的主体，它又指称着主体欲望的不可满足和主体对不可满足之欲望的欲望，人们狂热地呼唤着父的名，却永远没有应答。欲望满足的不在场和欲望主体的永远欠缺标志着阳具的去势，也标志着主体的真正分裂。这就是拉康所说的真实界。

　　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拉康的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渐次的递进关系，但通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主体欲望的一种辩证运动过程，先是主体作为个体的欲望存在与外部对象的想象性统一，继而是主体作为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功能表征对父法的象征性认同，最后是主体作为历史、时间和死亡的真实国度在真实界的彻底陷落。剔除拉康在阐述中有意设置的一系列科学、玄学和语言炼金术的障碍，我们看到，拉康在结构语言学基础上提出的三界面说的确要比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更具实践的意义，更利于我们揭示文本潜在的意义维度和欲望机制。

　　最后，有必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我们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家庭罗曼司运用于阅读８０年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文本的意图。显然，正如“父与子”这一题目所表明的，我的意图是要围绕着新时期文学文本对家庭罗曼司的书写来揭示子辈与父母所代表的价值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要揭示子辈对父辈的价值秩序的认同、反抗和颠覆，以及父辈对子辈实施的象征性的阉割和这一阉割对子辈的主体身份的确立的影响。

　　二

　　正如上面所说，家庭内部父亲与儿子的相互对抗构成了父/子关系的经典形式，但是，在８０年代初期，我们却很少能见到纯粹反映家庭内部父子冲突的文本，而更多地看到的是把家庭冲突纳入社会冲突、价值分歧之中来叙说。对此，我们尚不能说是作家的有意疏忽，更不能指责是作家这种经验的缺失，恰恰相反，他们既没有疏忽，也不缺乏体验，而是因为他们尚无暇顾及于此。对于中国人来说，８０年代初期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家庭关系的破裂和父子关系的修复，而是社会风气的重振、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和经济、政治体制的转轨，家庭关系只不过是切入这些社会问题的一个方便视点；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家国同构”的观念也无形中为这种切入提供了合乎情理的依据，那就是国是家的结构的放大，家庭内部的变故往往象征或体现了某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家庭内部父子的关系正好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父与子的冲突恰恰能反映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

　　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实际上是由三元——父亲、母亲和儿子（或女儿）——来组成的，由此形成了男人/女人、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之间的多重纠葛。在文革那个唯斗争论的时代里，正常的家庭关系被彻底打乱，父子反目、母女离异、夫妻破裂，一个象征着温情、安全、人性与秩序的家庭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必要存在，即便存在，也会被另一个更为强大的象征秩序所取代，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属于全民族的父亲。与这个属于全民族的父亲的伟大形象相比，家庭内部任何真实的父亲形象都微不足道，形同虚设，所以在那个时代，家庭父亲的形象或者是隐匿不现，或者是因“断绝关系”而缺席。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伟大父亲的突然消隐，家庭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缺口：父亲的不在场。这个缺口对于新时期文学中家庭罗曼司的书写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它构成了一个创伤性的标记，一个奇异的源头。

　　父亲的缺席意味着家庭内部的正常秩序的修复已经不可能。１９７８年的那篇引起轰动的小说《伤痕》就多次用“伤痕”隐喻了这一点， 母亲临死前在遗书中写道：“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象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女儿虽然已经与家庭决裂，但她并未因此被伟大的象征秩序所承认和接纳，反而九年间一直笼罩在被阉割的焦虑之中；母亲虽然始终在盼望着女儿的归来，但作为一个被（象征秩序的）遗弃者，她的愿望注定要落空。现在，母亲死了，女儿与家庭的天然关系从此彻底中断，内疚与自责成了她内心永难愈合的伤痕。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篇小说（其实这个时期有许多小说都是这样）中，真实的父亲一直没有出场（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在场），只是在两处被提到过。第一次父亲是被想象为权威出现，母亲被定为叛徒，女儿不相信，希望这是假的，因为父亲生前说母亲曾经在战场上冒死救过革命同志。但是，显然，父亲这个权威是不真实、不可信的，为了获得进入象征秩序的权利，女儿毅然与母亲决裂了，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即作为“超我”的象征秩序），彻底和母亲划清阶级界线。但是，她也忘不了母亲对她的深情，对象征秩序的认同同时又使她产生了一种阉割焦虑，于是，第二次，父亲在一种童年回忆中以温情的面目出现，她想起小时候父母对她宠爱有加，紧接着，作者写道：“可是现在，这却象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真实父亲的形象又一次被摧毁，她更愿意相信象征秩序的权威性和幸福承诺。

　　然而，正是在这里，文本结构的隙缝显露了出来。不管抛弃家庭的行为是如何地出于自觉自愿，但是，渴望家庭的激情与欲望却决不会因此而熄灭，相反会更加强烈。九年间，女儿绝情地断绝与母亲的一切来往，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能够被想象中代表着象征秩序的大家庭所接纳，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饰和压抑潜意识中因失去小家庭而来的阉割焦虑。所以，当那个强有力的象征秩序突然崩溃以后，回归小家庭，重建家庭秩序的欲望便显得如此的急不可耐，对母亲的那种天然的爱立即苏醒过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母亲的死已经暗示着家庭关系的永恒丧失，童年回忆中那天堂般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也不必对父亲的这个缺席感到过分恐慌，既然家庭父亲的空缺乃是因象征秩序取而代之所致，那么，只要象征秩序存在，家庭中心自然便可确立，所以在旧的象征秩序崩溃之后，最简便的弥合办法就是重建象征秩序。翻开７０年代末的“伤痕小说”，我们可以意外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带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例如《伤痕》的最后，女儿终于和男友重续旧情，一个新的家庭关系开始形成，但是家庭的中心并不是自身，而仍然被托付给一个“他者”——一种“新的”象征秩序。在结尾处，女儿紧握着男友的手，向死去的母亲庄严地保证：“我一定不忘华主席的恩情，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在今天看来，对象征秩序如此迫不及待的表白显得是多么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它却是弥合家庭中无父者心头裂痕的救急药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治象征秩序无所不在的替代作用，使得男性（无论是父亲还是男友）在家庭中的位置是随时可以抹除的一个符号，但他的缺席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一缺席正好见证了特定时代政治象征秩序的宰制对于家庭关系的灾难性影响；至于女性——不论是晓华还是母亲——一方面，就其与政治象征秩序的关系而言，她同样处于受宰制的地位，同样是被阉割的，但与男性不同的是，她是双重的被阉割者，因为就其与家庭中的男性的关系而言，她的地位和身份只能是作为“母亲”或“情人”，而这两者都有待于男性——父亲或男友——来确立。这显然是一种男性化的立场。不过，小说的真正残忍之处还不在于对女性的这种双重放逐和双重阉割，而在于两次通过一个“女性”（晓华）之口对男性化视角作了一种反讽式的否定：一次是对父亲的权威的否定，一次是对男友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晓华似乎获得了或者说是想象性地获得了重返象征秩序的中介，也正是通过这种否定，历史的梦魇与现实的残缺因对象征秩序的认同而被轻易地遗忘，那深深地刻在心头的“伤痕”被不经意地弥合。

　　三

　　然而，“伤痕文学”中不加怀疑地确认的这一政治象征秩序在７９年以后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在思想解放口号的激发下，在“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评价历史”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一种普泛化的怀疑情绪开始蔓延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终于意识到，政治象征秩序与自我的关系乃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虚构关系，以往我们赋予象征父亲的一切的丰富内涵实际上只是一些空洞的能指，它并不能把我们带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暴虐，只有永难抹平的创伤。朦胧诗人北岛在《履历》一诗中写道：“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为了寻找“太阳”（父亲），我“剃光脑袋”（自阉），但结果看见的却是“表情冷漠的山羊”——一个非人格化的主体。这个非人格化的主体在星星艺术家王克平的作品里被塑造成了一个带有两性同体特征的、缺乏生命气息的“父亲”头像（木雕《偶像》）。“象征父亲”原有的权威性遭到了彻底的消解。

　　不过，象征父亲毕竟只是总的象征秩序的一个指代符号，所以对象征秩序的批判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指责一个已经不再活着的象征父亲上，而是要求人们对象征秩序本身作进一步的理性反思，这正是“反思文学”的众多作品所关心的主题意向。其中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这个方面比较典型的参照性文本。“位置好象比人还要重要”，这是他的小说《蝴蝶》中的一句话。可不是吗？那个张思远刚刚接到复职的通知，人还未到任，说话就不自觉地拉长了声调。秩序就是一种权威或权力，进入了秩序，就意味着掌握了这种权力，就可以对别人（子民）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然而，这个作为“超我”的象征秩序的根基却是虚妄的、暴虐的，它摧毁了现实中“自我”的存在整体性，使“自我”变成了欲望的牺牲品，变成了一无所指的空洞容器，所以，当张思远不自觉地拉长了声调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离开了那个“当登山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腿；扬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双臂；挑水但是后发现了肩……”的张老头，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失去了和人民（臣民、子民）的天然联系，而这种联系的丧失的结果便是秩序的自行瓦解，它使得秩序、父法或权力最终沦为空虚的能指。

　　虽然在张思远，以秩序的代表自居是出于无心，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惰性或定势的作用，是认同父法的传统观念在作怪，这就是说，政治象征秩序实际上是隐含在文化象征秩序之中的，要削平前者，就必须解构后者。而另一方面，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想要完全否定政治象征秩序在现实中既危险又不可能，所以，作为一种策略转换，在８０年代中期，人们开始了对文化象征秩序的全面清算。

　　“寻根”，这个一度在文坛沸沸扬扬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扭结了各种情结的怪胎。名为“寻根”，实即“审根”（既有审判，也有审视），但人们为什么要调用转喻的策略登台演示呢？亦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审根”作为口号来直接裸呈自己的欲望和意愿呢？“寻”即是寻找、召唤、呈现，还有认同和接受，“寻”与“审”恰好构成了一种压抑与反压抑、认定父法与反抗父法的二元对立情境，用“寻根”这样一个名不副实——至少是比较大的程度上——的口号作为自己（文化子民们）出场的入场券，这个策略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一面是本土“有口皆碑，无往而不胜”的传统文化，一面是能给我们带来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如今又已步入了“穷途末路”的西洋文化，这就是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派”及文化界所面对的两位“父亲”，这两位“父亲”既共同构成了我们（文化子民们）不得不寄身于其中的文化语境，同时又无情地令我们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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