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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人文思潮思想述评

时间:2009-8-8 16:45:56  来源:不详
,一些有学问的人对天文、地理的了解更具科学化,这样,“天”被看作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因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中。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特点。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发生了两起自然现象,“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鸷鸟退飞过宋都,风也。”这种天象引起了宋襄公的注意,恰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便问这种现象是吉是凶。叔兴碍于礼仪没有立即回答,可是退出后他对旁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大意是说,宋王提的问题不合适,陨星坠地、大鸟倒飞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人间吉凶产生的根本原因,好事坏事的产生是人为的结果,跟自然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叔兴的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阴阳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对人事不发生直接作用。君王只要关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吉凶之事”根源在“人”,这种重视事情发展的内部因素,区分“天象”与“人事”的差别的做法,目的正是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的不同,一个“重鬼神”;一个“重人事”;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一个却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天”、“神”、“鬼”现在不能任意主宰人的命运了,它们的地盘和影响大大缩小了,这可谓是“天人相分”思想的具体体现形式。

 

    从另一段关于“三不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详尽细致的描述。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进行了一次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不朽。”这段引文是说范宣子请教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指的是什么意思,叔孙豹回答说:最高的层次是“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其次是“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这三种行为虽经历较长时间而不废弃,所以称作“不朽”。在这里,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是“神鬼”这些抽象的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立场上的讨论已经不多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参与。这样看来,在“天”思想中自然界的运行被分离出去后,人们观念上的“神天”也在逐步分离,这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具有提高重人事的地位、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的提出是对以往思想的重大突破,“三不朽”说对塑造儒家文化和培养民族气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和低估。有关生与死、朽与不朽等问题的讨论,既是哲学上的范畴,又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它在人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关于“个人修养”的标准问题,虽然刚开始就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不是一般人能所达到的,但毕竟关注到了个人的思想状况、关注到了“人”的发展状况,这在刚从“重神鬼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吗?同时,这一论述还有着“无神论”的思想倾向,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殷商时期、在周初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不朽者”应该是“帝”、“上帝”、“天”、“皇天”、“神”、“鬼”等等,在“重鬼神、 轻人事”的年代,人的生老病死统统掌握在“天、神”的手中,何谈得上“不朽”?而此时叔孙豹却提出了“人”也可以“不朽”的理论,这对“神”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不朽”说的形而上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后世儒家人学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向导作用。

    春秋中后期, 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政治的成熟,“天人相分”思想的成熟和发展通过思想家、政治家如文伯、管子、孙子、范蠡等人的努力终于得以完成。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七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晋国的君王问大臣文伯是否会有什么灾难,晋王问:“诗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藏’者,”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这段引文意为《诗经》中的意思是说有日食是不施行“善”政的反应,国家没有良好的政治修为,原因在于没有使用好的方法,而国君却说这是天灾的表现,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所以政治活动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简要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选择人才,其次是根据民众的实际状况,第三是把握合适的时机。文伯道出了一个“秘密”:君王假借天象欺骗民众的“把戏”,明确提出灾难是人的不合适的行为造成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这在另一个层面描述了“天人”之间的区别。而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对此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科学成果,对大自然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步,《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有为的君王和成功的将领之所以能够一有行动就能取得胜利,成绩比一般人突出,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能够预先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巫术中取得,也不能从外界事物运行的规律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才能知道敌人的各种情况。战场的瞬息万变、人员的巨大伤亡等严酷现实使孙子认识到人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了解了敌人的动向作战才是有效的,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这种以“人”为战争胜利主导因素的思想取代了虚幻的“鬼神”主导论的论点,是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在“天人相分”理论中的又一具体体现。对于“天”的理解,孙子还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的“天”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的轮廓,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各种事物运行变化的产物,丝毫没有了神的意思。“天”、“人”、“神”之间也有了明确的分界线,“神”在孙子那里,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而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是灵活运用战争原则打赢战争的主观能动状态,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从以上孙子对“天”、“神”的阐述来看,他比以往的类似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孙子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它不仅有哲学、军事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管子》一书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是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所作,但其中的许多论述则可以确认是管仲的思想,其中的许多观念对先秦人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比如管子说:“一树一获者麋也,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里管仲通过比喻的形式对人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管子还说:“古之圣王也,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所以说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又比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几句话是说要成就霸王的事业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又一次明确集中的描述。这说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注意“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人”尤其是“贤人”正在被引入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政治家的共同认识,继而是军事家、思想家的总结提高,在经历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后,真正“人”的发现与认识就要开始了,而“人学”大发展的时代也即将来临。

    最后我们从《国语》中记载的三个相关事例来概括总结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普遍性原则。《国语·晋语九》记载,晋国的大臣赵简子问于壮弛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弛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于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这段话是说晋国的主政大臣赵简子询问东方的士人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衰亡的时候,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人”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自我价值以及贵族统治者已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人”及“人事”方面,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这种对“人”的重要性的普遍性认识为“人学”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国语·楚语下》中还有类似的一段话:楚平王的儿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问题,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也。(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的心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现在一个人一下子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子高的论点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但更重视道德品德等个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这是儒家“人学”思想产生之前的必要铺垫,推广开来就为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做了理论上的引导。

    越国的范蠡从更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天事”与“人事”的区别。《国语·越语》中记载了范蠡的这样一句话:“天时不作,弗为人客。随时以行,是谓守时。”他认为战争必须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是人解放的前奏曲。那么什么是“天”呢?范蠡又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嬴缩转化,天节固然。”天道本身既不说明什么,又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这就是“天”的一般特点。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是说“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范蠡对“天”及“天道”的认识比孙子更明确化,进一步揭示了自然规律的一般特点,否定了唯心主义“天”决定一切的“唯天论”的天道观,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范蠡还提出了“尽人事”的观点。从《国语·越语下》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点,在他帮助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越王问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越王急于想去攻打吴国,可范蠡说天时不合适,过两年又说人事不恰当,越王就有点不高兴地问范蠡到底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范蠡说大王您千万不要见怪,人事一定要和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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