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先秦时期《左传》、《国语》、《管子》等重要历史文化典籍的引述，分别从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角度评述了春秋时期早期人学思想的发展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我们再把从殷商以来人的思想发展状况，概括为以下七个阶段：原始的宗教信仰——唯鬼神独尊——民神共举——神民有分——重人事 轻鬼神——天人有分——以人为本，这七阶段有着内在的逻辑顺序，“人”的发现与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始终有“神”影响的情况下逐步确立与完善的。这种思想的表述总的来说是零散的，主要是在一些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谈话中体现出来，同时也是“含蓄”的，这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刚从“原始神学”统治下走出来的人们还不能很快的接受新思想的大量涌现，故而，处于萌芽状态的“人学”思想就不得不借助“民先神后”、“神民共举”、“民本”等“相当的”观点来阐述有关“人”的状况，这样一来我们了解到的“早期人学思想”便很不明确，只有到了春秋末期才出现“以人为本”、“知天道 、尽人事”这样影响深远的观点。除了以上这些特点外，萌芽时期儒家人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政治性与实用性。首先是在周灭殷商后周公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鬼神的怀疑，“天道”开始被认为不是神通万能的，更重要的是对“民众”在推翻纣王暴政过程中巨大力量的认识加深了，为了巩固周王朝的长期统治，周公“崇德”、“制礼”，积极推行以“民众”为政治生活中心的政策，这种为政治统治服务的观念同时也在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突破。而第二次突破是在诸侯争霸、社会动乱不已的春秋时期完成的。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求各个诸侯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不被吞并，这样务必要寻求“人才”以便在残酷的战争中取胜，所以在实际斗争中，谁的方式方法有效，谁就有可能占据主动，谁就有可能生存下去。于是“生存”下来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便备受重用，宽泛的“民本”这时仍然有效，但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贤人”等“专业人才”的作用，君王如果不以实用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家政策、善用人才，就会有“国破人亡”的危险。所以，斗争的需要屏弃了不实用的“神的崇拜”转而向使用型的“招贤纳士”、“以人为本”靠拢，这就为“人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一些具有开创性特点的思想家对“人”的理论概括更是播下了“人学”的种子。既然种子已经有了，而合适的土壤也已创设出来，那么，“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系统化的建立便需要一位“生产者”来完成，这第一位“生产者”便是影响中国几千年文化至深至远的伟大思想家孔子。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一个伟大灿烂的光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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