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6世纪末，即朱明建国200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这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禁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始于明代。
然而，就在刚交17世纪的时候，数以百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明显减弱，到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访华失败，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①
这是一个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又影响于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一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这些以利玛窦为代表采取"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1574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视察员范礼安在澳门住了9个月，仔细观察了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澳门"那些改变信仰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不仅仅是受洗的名字)，甚至必须穿着葡萄牙人的衣裳"。范礼安认为"这种倾向是被中国的文化所拒绝的"。他通过观察和交谈还了解到，"中国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平时不携带武器；他们的上层贵族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镇中，穿着长长的衣袍，吃着丰富的饭食，对僧侣(即佛教的和尚)不怎么尊重；重视文学的研究，非常看重学习。"他觉察到"这些中国人与外界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也不与外国人交际。"对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来说，"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那禁闭的大门如何向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打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范礼安确信，"至少要有一位耶稣会士应该学会用中国语言交谈、阅读和写作，然后才能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文明"。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首先被派到澳门。他改变了以往葡萄牙人的态度，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遵从中国人的风俗和礼节。学习中文，树立起"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思想"。他还到中国内地建立定居点，这是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开端和最重要的内容。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耶稣会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1588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如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何进入朝廷?"②并为之作了积极努力的探索。
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是利玛窦传教策略之一。这第一是为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认为"外国人是食人生番"观念，而证明西方也是"文明社会"；第二，使传教士们不仅改穿了文人的服装，也显示出学者的素养，因而得以进入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人学者的社交领域，进而结交官员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
1601年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③，获得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④。
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1601年进入北京，到1610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皇宫里；这期间，他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堂，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⑤，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玛窦书信集》的有19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同时，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西洋铁琴。
利玛窦首先用以攻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打动了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会士们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做了皇帝尊敬的老师；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的被称作"蒙养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西方传教士 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策划和组织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100卷的《律历精蕴》，和第一部以西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作为对耶稣会士遵循"利玛窦规矩"，在中国奉公守法，为朝廷、为宫廷勤劳服务的回报，康熙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了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他赐北堂给法国传教士；他题写了"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肇昭拯济大权衡"的对联和"万有真元"的横批，表示了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支持。
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
造成北京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采用"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结果，也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技术，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需求。如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的偏爱，天启年间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测绘地图等等，都是如此。
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在这其中，位于宣武门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时宪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一度是耶稣会士最能施展卓越才华的地方。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准确地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5月1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的发生的天象又与利公测算的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这几次预测的时间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而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持"时宪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服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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