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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而汤若望却仍坚守在京，保护着尚未镌
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等耶稣会士先后主持钦天监，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
文观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的天文观象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西洋大炮的使用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
1642年(崇祯十五年)，在汤若望的设计和指导下，大小太监们一齐动手，先后铸造成数百斤和1200斤的两种大炮共20尊，经试验，威力很大，皇帝非常高兴，颁旨嘉奖，命再造500门。在这期间，他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功挈要》(又称《则克录》)一书。当然大炮并没能挽救了明王朝的灭亡。
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三位汉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南怀仁领旨后设计了一种轻型火炮，炮弹仅为3斤，炮身总重1000斤。在试射时，此炮射击100发，有99发命中目标，炮弹穿透4寸厚的木板。康熙得报大喜，命依样造20门，送到平藩前线。继而皇帝下令再造一种炮弹为8斤的炮，制成后试射时100发中96发，康熙兴致极高，亲自点炮，其中一发炮弹刚好落在前一发炮弹上，将其击碎。康熙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怀仁。后来南怀仁又奉旨造了炮弹为10斤的炮，前后共铸造火炮130门，并撰写了关于火炮的制造和使用的《神威图说》一书，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熟悉国际交往的常规，因此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办理交涉时，曾多次聘请他们作翻译，有时甚至请他们担任外交事务的顾问。
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使者再次来华，汤若望应邀担任翻译。7月20日，荷使正式向皇帝进献礼物。"当时内阁大学士坐在略高一点的凳子上，其座位的右边是两位满人，左面坐的是汤若望，充当翻译。内阁大学士首先向荷兰使节致敬，然后汤若望谦和恭敬地向他们致欢迎词。"⑥7月30日，皇帝召汤若望到御前详细询问有关荷兰的情况。8月6日，朝廷将一份与荷兰的商务草约交汤若望征求意见。汤若望出于狭隘的国家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建立正常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
俄使到达北京后，南怀仁就跟随中国官员去宾馆拜会。南怀仁用拉丁文与俄使者互致问候，交谈了一番。俄使高兴地说，感谢皇帝为我派来这样一名优秀的翻译。他不仅能口译有关两国君主的所有事务，而且还能逐字逐句正确地译出他的头衔和国事内容。通过南怀仁的桥梁作用，中俄互相承认了对方的主权国家地位，从而使彼此关系得以顺利地发展。10年后的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另一位耶稣会士--刘松龄，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52年-1753年(乾隆十七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2000两。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表。白晋、张诚用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而得到建造北堂的赏赐。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雍正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士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领取俸禄。郎士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皇室消费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
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理由。
三
使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
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炽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境外强敌的觊觎，胸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面对日益腐败的朝政、荒淫无度的皇帝，他们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唾弃空虚不实的理论，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业、军事、造器等等。
当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崭新的西学介绍进来之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这批文人和官员，立即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并给以积极的回应。当有的人看到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仅处于东方一隅，而大加指责时，他们则睁开眼睛，接受这从未见过的新天地。官居岭南道的王泮第一次刻印了《舆地全图》，广为散发，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李之藻与之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编纂了《远西奇器录最》并为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作序，冯应京为利玛窦的《交友论》撰序，杨廷筠为庞迪我的《七克》作序并将其刻印出版，孙元化与庞迪我合作撰写《日晷图法》，李应试刊印名为《两仪玄览图》的世界地图，毕拱辰为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作序，等等。正是由于他们首先认识到西洋科学的先进性，并出钱、出力广为宣传，才使中国人逐渐对此有所了解。这就是认识作用和宣传作用。
王泮最初破例批准利玛窦在肇庆定居；瞿太素曾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几何，是他在利玛窦定居南京的计划失败后提议，南昌很适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可以居住的好地方"⑦；而在南昌的医生王继楼将利玛窦引入当地的学者文人的社交界；石星和王忠铭对利玛窦进入南京和北京分别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当时属于"东林党"的不少官员，都对利玛窦等人鼎力相助，如曹于汴曾使神父们摆脱礼部的软禁，在宣武门附近租房暂住，及礼部尚书冯琦正式批准他们在京居住并命令有关官员及时将钦定的赏赐按时发给他们⑧；以及前述大学士叶向高在批准利玛窦墓地一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帮助作用。
谈到中介作用，是指将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并愿意为皇帝和朝廷服务的传教士介绍、引荐给恰恰对其有所需要的皇帝和朝廷。当然，最先将利玛窦介绍给万历皇帝的太监马堂不属此列，他不过以此作为取悦皇帝的手段。而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为传教士们的书籍作序，予以介绍推广，而且在将他们和他们的科学介绍皇帝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先提出采用西法，延揽西士，修订历书的是徐光启；提出用洋炮御敌，用洋人造炮的也是徐光启。应该说正是由于徐光启等人的中介作用，才奠定了耶稣会士在首都北京存在的基础。在这方面李之藻的作用也不能抹杀，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就上奏了《请译西洋历法等疏》，向皇帝举荐传教士参与修历，而利玛窦、庞迪我等人给皇帝的奏折，多经他修改润色。
保护作用是指在"南京教案"波及北京的不利形势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多次上书，驳斥诬陷不实之词，保护传教士。
即使是在西方传教士得到皇帝信任的康熙年代，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国一方的主体的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像王徵、梅文鼎、梅?成、明安图、何国宗等，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通力合作，西方传教士才能在译书、修历、制图及编纂《数理精蕴》和《皇舆全览图》等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建设上取得建树，北京也才能保持其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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