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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铎罗作为罗马教皇调停"礼仪之争"的特使来到中国。他不仅坚持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仪水火不相容的立场，而且对康熙化解矛盾的努力持口是心非的态度，使得康熙皇帝不得不转而禁教。他虽然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但并不一概排斥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相反，对所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诚心挽留，加以保护，仍聘请他们为宫廷服务，并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康熙颁发谕令："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对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耶稣会士，他则说："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中国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翌年，他又在给苏霖等教士的谕旨中，指出：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⑩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重其学，不重其教"。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驱逐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 的传教士到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如戴进贤、刘松龄、郎士宁、王致成等，就是在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代表。
由于全国范围的禁教，在客观上起到中西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传教士们，不是集中在北京，就是驱逐到澳门。传教士们惨淡经营了近百年的各处教堂，包括利玛窦创建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的教堂，都被没收和改为它用。而只有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各教堂，仍为在京任职的传教士的宗教场所，其作为展示西方科技文化博物馆的作用不减B11。栅栏公墓不但得到保护，而且继续收葬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1732年(雍正十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还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墓地--正福寺墓地。可见在这大约一百年期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除了澳门之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突显。
五
北京之所以在17-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宏观上说，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
从明末清初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来看。一方面，封建中央集权制强化到了极点，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有着一切生杀予夺的特权。朕即国家，诏令即法。嘉靖皇帝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尊封仅仅是诸侯王而并非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献宗并入祀太庙；万历皇帝为了取悦心爱的郑贵妃，敢于违背传统的"长子继承"的法规，面对群臣的反对，将册封太子的大事拖延了十二年之久。这说明，只有皇帝才有改变传统的特权。另一方面，一千多年来，国家对意识形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历代反政府的起义暴动又常常是以一种异端宗教的形式所组织，所发动。因此，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任何新的宗教，都抱着极高的警惕性，或者说是强烈的敌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来自遥远的欧洲的、以聚众作礼拜为主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要想发展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要百折不回地进入北京，取得皇帝批准的原始动力；也是他的"适应政策"为什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国际环境上看。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作为早期殖民主义代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从东和从西开拓殖民地，随后荷兰也迅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而到远东拓展殖民地。但是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起的荷兰，在当时都没有能力以武力征服中国。中国虽然在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于西方，但国家的总体实力还是强大的，因此能在对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的多次武力侵扰中取胜。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民族的文化像长江、黄河那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可以吸纳和包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能令来自其他文明的开明人士倾心折服，而绝不可能被拦腰斩断，被外来文化所完全征服。
这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不得不采取与其征服美洲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即"适应方式"的主、客观原因。诚然，利玛窦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他的"适应政策"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发明，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起码包含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庞迪我等人的意见和智慧，而且得到了当时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甚至包括一些别的修会传教士的赞同，并在一段时间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这就不是仅仅用个人品质所能解释的了。如本文第二节谈到的，与利玛窦同时代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就有不少"欧洲人主义者"主张在中国用武力推行天主教，但是他们当时恰恰没有能够打败中国的武力，只能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徒然叫嚣，而一事无成。加拿大学者李晟文分析道："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及在北美的耶稣会士相比，在中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表现得较为尊重与友好，但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他们的自愿。来到中国与来到北美的法国耶稣会士不仅同属一个修会、一种国籍，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还来自同一耶稣会学校，有的甚至还先后在北美中国两地传教。如果讲在北美的耶稣会士蔑视当地文化、以欧洲人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当地人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会存在着同样的观念与意识。所不同的是两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北美的耶稣会士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意识与偏见，而不允许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将之充分地表现出来。"应该补充一点，即不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差异。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传教士，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长期熏染后，使自己原有的"欧洲中心"的世界观得到部分的、甚至全部的改造。
这一国际环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西实力对比的逆转，而逐渐发生着改变。由于欧洲实力的迅速增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天主教也日益强大起来，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日益强硬起来。曾经得到教皇首肯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被后继的教皇所废止B14，直至奉行这一政策的耶稣会于1773年惨遭被强行解散之命运。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迅速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而成为世界的霸主。当1793年英国的使者--马嘎尔尼勋爵来到中国的时候，历来外国人觐见皇帝时从未发生过异议的事情，即行中国传统的三拜九叩之礼，竟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这表明：强大了的西方人再也不愿意向东方的君主履行东方的礼节了。这同时表明，作为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自此以后，虽然不能说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就一个也没有了B15，但是，以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酥会士为主要中介的"西学东渐"差不多就此偃旗息鼓了，而作为中华帝国首都的北京，再也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了。自此以后，西方文明的输入主要采取的是与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迥然不同的另外的方式，即西方商品(包括罪恶的鸦片)的输入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
参考文献：
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 E.Mungello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Macao and China,East meets West》第111页。
②《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89页。
③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入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明神宗实录》卷356。
④《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7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⑤明末崇祯年间，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中称利玛窦"其国俗工奇器"，并对南堂里的西洋器具作了如下描写："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意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近远。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
⑥魏特《汤若望传》，第356-357页。
⑦《利玛窦书信集》第154页。
⑧见张铠著《庞迪我与中国》第71-72页。
⑨⑩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B11清乾隆年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军机章京赵翼，参观了教堂里的西洋画、千里镜，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洋音乐，赵翼事后撰写了题目为《西洋千里镜机乐器》的短文和题为《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对在南堂所见所闻作了详细的介绍。
B12笔者在拙作《群星陨落之地》中曾写道："利玛窦虽然生于早期殖民主义时代，
但他并没有沾染上"白人至上"主义的恶习。他在中国的作法，也不完全是在力量对比不利时，违心采取的策略。在他尚未踏上中国土地之前，还在印度果阿的时候，就对那里的教会不允许当地的修士接受高等教育而强烈不满。他曾说："规定这种章程人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其根源所在就是"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这正是利玛窦心灵的美好之处。"见《中国文化杂说》第六卷(宗教文化卷)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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