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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与东方文化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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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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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帝国”。这是一个中心消解的、无边界的庞大体系，文化与经济始终处于畅通的流动贯通状态。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弱化，统治人类的重任落到超国家的帝国体制的肩上。他们认为冷战结构的松动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全球化的阻力被扫除，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现。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它没有内外的区隔，在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操作，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
“新帝国”的形成是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型。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关闭空间过渡到帝国的开放空间。新旧帝国的主要区别是：“旧帝国”有明显的疆土界限的封闭性；“新帝国”不是由疆界而是由多层次网络所构成，它没有界限，可以无限扩大。“旧帝国”把殖民地纳入主权范围，实行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有形统治，有明显的侵略性和对他种文化的毁灭性；“新帝国”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不断更新调整，于无形中进行控制。“旧帝国”进行地区性管制和垄断；“新帝国”所控制的生产力没有场域，新技术很快普及全球，组成网络，只有“帝国”可以掌握全局。“旧帝国”必然制造种族差异，以便分而治之；“新帝国”通过网络统治，可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
总之，新的“帝国”不是列宁说的寡头的资本主义垂死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复兴，是“超越国界、超越多国协商的唯一的主权”。美国不少人相信可以实施一种“温和的帝国主义”，公平管理全世界事务，惩恶扬善，工农、体脑、城乡的差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新的“帝国”使世界连成一气，它将管理全世界并带来和平；同时，将弱势群体连成一体，成为制约“帝国”的主体。“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人类在新世纪将迎来大同安康还是压制束缚？未来的关键，在于帝国及其抵制力量的互动结果”。
在《帝国》一书之后，又出现了后现代的“新帝国论”。“新帝国论”是为美国单边统治服务的霸权理论。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叉和无序”的转型时代，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国际当权者不应再力图维护现存体系而应立足于现存体制正在解体，力图从中得到最大利益。“新帝国论”的代表人物，如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2002年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曾分别担任布莱尔和克林顿顾问的玻比次和库泊提出民族国家已变为市场国家，它对内不再承担公共福利，只提供法律和机会，让公民到市场去寻求利益，对外则通过一切手段保证其制度在一切地方推行。他们不断推出所谓“新帝国主义”论，意思就是由后现代国家动用其国家力量以控制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制止前现代国家（如战乱频仍的一些非洲国家）的互相屠杀。以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21世纪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更是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的“全球性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2000年后，新保守派成为外交政策核心，并控制了政权。他们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并非建立在均势而是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之上，对美国霸权的任何削弱都会导致其他国家更大程度地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塑造他们的世界。他们认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如果获得机会，就会塑造一个与目前大相迳庭的国际体系。因此，必须防止在欧洲、东亚和中东出现威胁其领导地位的地区性强国。克里斯托尔、卡根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则提出要维持一个“单极的21世纪”，必须“阻止新的大国竞争者出现”，“控制关键地区（欧洲、东亚、中东）”，“积极推动美国军队和战争的转型”，“控制网络空间和太空的主导权”，“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原则”。总之，“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的基础上”。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就是先发制人，以假想敌为攻击对象，重新确定“主权”的含义，主权有限论，轻视和改写国际准则，提倡所谓“后民族时代”的到来。
（二）与“帝国一元论”相抗衡的一些新趋势
“帝国一元论”的嚣张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和反思。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最近提出“超越全球化与发展 :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1]引起了极大关注。他的主要论点有以下三方面：
1.他认为90年代的全球化在推动技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促进了另一个全球化：它是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是未完成的，不充分的，脆弱的，但它给受压迫的人们带来了解放意识，进而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引发了非殖民化。人们需要同西方帝国主义斗争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90年代的全球化表现在“统治－解放”的双重过程中，并给这一过程带来了新的特征。
2.他认为文化的全球化并没有使文化同质化。艺术在跨文化的大潮中创新，而跨文化相逢又激励各民族文化在其内部的独创性表达。多文化混合的结果总会重新创造出多样化，同时鼓励彼此沟通。在节奏与布鲁斯忧郁曲（rhythm and blues）相遇之后，摇滚乐(rock)在美国的白人世界里流行开来，然后传遍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演唱，并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性。今天，在北京、广东、东京、巴黎和莫斯科都可见到人们跳摇滚，以摇滚欢庆，用摇滚相互沟通。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可以同一个节奏在同一个星球上展翅飞翔。
3.对发展的质疑。但文化全球化的误区也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发展观念。“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其成功的模式便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西方社会目前的状况便成了人类历史的目标和终极目的。但这是片面的。“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货币收入的增长）。由于仅仅以数量界定，它忽视质量，如存在的质量，协助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及生命的质量。“发展”的逻辑忽略了经济技术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道德的和心理的迟钝：过度专业化的普及，各领域的隔绝，极端个人主义，利欲熏心，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丧失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发展”造成知识的专门化，以致于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发达国家的专业教育确实教会人们很多知识，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发展”当然给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技术的、医学的和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对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果是新的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
最后，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理想和目的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文明自身正在危机当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在城市的技术与工业的兴旺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而“发展”所产生的力量将把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
与此同时，在欧洲掀起了反对“单边主义”、振兴欧洲的努力。2003年5月31日欧洲各大报刊发表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的文章《论欧洲的复兴》，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同时发表文章。他们认为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利的顶峰，必须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有所领悟。对欧洲来说，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返，欧洲的政权也就得到一个机会与自己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这可能会有利于抛弃欧洲中心论，加快实现康德对世界内政的美好期望。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指出，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社会的世俗化来得更加彻底，欧洲民众反对逾越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欧洲人更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保持深刻的怀疑态度；欧洲人面对技术进步不是那么盲目乐观；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社会团结出发的制度规范，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张在控制与减少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等。他们认为抗衡美国的第一步就是要让欧洲振兴起来，因为中国和俄国目前还不够强大，建设“核心欧洲”是历史交给欧洲知识分子的一项伟大使命。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也参加了讨论，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侮辱还是团结》一文，他说：“欧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潮，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凡响，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是在巴西和俄罗斯，都会是这样。……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已经醒悟过来的美国人有必要应用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以便让他们的同胞也认识到，布什把他们引上了一条歧途。”
更引人注目的是正在成为广泛群众运动的关于地球公民社会的设想。70年代以来，很多有识之人已经感到了当前危机，提出了地球公民社会的设想。地球公民社会的先驱者们已创立了无疆界的人道主义医生协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以后，这方面的活动一直连续不断：1999年12月，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那就是反西雅图经济技术全球化的示威。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在那里，“世界不是商品”。人们意识到，不仅需要对世界性的问题给予世界性的回答，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压力并提出动议。西雅图引起了后来的多次聚会，最后变成了新生的世界公民社会论坛；从事这一运动的人，被称为“西雅图人”。2001年在巴西的阿尔格莱德港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全世界117个国家的4 700名代表和12 000多名非正式代表与会，会上，各自带有许多目前看来似乎是乌托邦的诉求。2002年，在同一地点，正式和非正式的代表加在一起有6万人，来自110个国家，大小讨论会有700个，集中在世贸、世银、转基因、社会排斥、国家的作用、经济发展与农业保护等主题上，还增添上了一个文化语言多元化的主题。2003年，在同一地点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规模更大，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决定2004年大会在印度举行。
在这期间，2001年12月还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为期十天的大会聚集了各大陆700百多位公民，提出了《人类责任宪章》草案，以补充《人权普遍宣言》和《联合国宪章》。责任宪章的主要精神是：承担我们的行为造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联合起来战胜无力感；承认我们的责任与各自拥有的知识与权力成正比。
总之，全球化的“帝国”统一趋势引起了民族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因素，就得借助某种无情的统治。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冲突。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齐头并进，成了加剧人与人之间隔阂的罪魁祸首。现在看来，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在原则上有利于理解和宽容，然而这种人道主义一旦遇到其它社会的攻击和对抗，便会束手无策，退缩逃逸；西方的个人主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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