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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与东方文化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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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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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利于鼓励个体利益和自我辩护，而相对地助长了自私自利，忽视对他人的关切，由此造成了在家庭、群体中有伤害性的隔阂。西方原有的正面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已难以指导当前的现实，人类精神需要一次新的跃进，这种跃进主要不是在技术和科学能力方面，也不只是在对复杂性的认识方面，而是指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西方文明及所有文明的变革——如教育系统的根本变革势在必行，可惜这一变革的必要性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人类需要的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霸权帝国，而是一个在文明开化的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世界；人类所缺少的不是规划，也不是设计，而是能够指引道路的新的思想原则以及平和宽容的、不同于以往的心态。这就引起了重新认识“他者”，重新认识东方的热潮。
三、西方的文化反思与东方转向
西方的文化反思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这就是说，西方思维方式曾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之外，又出现了主体和客体互相影响的互动认知方式。互动认知方式认为“要靠他者性的进入来打散自我认识方面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认知不应只是主体强加于客体的单方面的认识，也不是客体自身单方面存在的自在的特点，而应是二者沟通后产生的新知识。它强调对“主体”的深入认识必须依靠外在于主体的“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也就是说由于主体的位置、立场不同，事物所呈现的形态也有所不同。正如苏东坡的诗所说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从自己之外来认识自己，才能对自己产生新的认识。因此，英国诗人彭斯说：“上帝，我多么希望我不是我自己，而变成别人，来重新认识我自己。”在互动认知的过程中，作为参照系的“他者”就非常重要。
法国学者于连·弗朗索瓦写了《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2]一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认为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是为了创造一个远景空间，切断西方人与希腊思想原有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他说：“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从“远景思维的空间”，从“他者的外在的观点”，就会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最近在北大出版的《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和弗朗索瓦·于连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不在少数，许多相近的出版物几乎形成一个不小的高潮。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和著名哲学家郝大维合作写成的三本书陆续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中译《孔子思想发微》）通过当代哲学的新观念对孔子思想进行再思考；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强调西方思维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国思维方式重在实用、模糊和变化；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则集中讨论了自我、真理和超越的问题。2000年出版的斯蒂芬·显克曼所写的《赛琳[3]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2002年，他又新编了《古代中国与希腊：通过比较而思》，汇集了近两年来以互动方式从源头上研究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传统文化的著名篇章。
安乐哲首先指出：西方哲学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哲学家们和各种哲学运动从各方面对我们熟悉的关于理论和方法客观性的观点提出挑战。在众多不同方面的旗帜下，如新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诠释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哲学、环境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来自西方内部的批评正在蓬勃兴起。这种大趋势迫使我们放弃那些关于确定性的不加分析的假定，以及那种科学优于文学，理性优于言语，认知优于情感，男性优于女性的霸权观念。这种多方面的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共同批判代表了西方思想界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安乐哲所强调的，不只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而且是通过对话得出新的结论而有所发展。例如他认为他所强调的儒家民主主义就是杜威和孔子对话的产物。杜威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他认为，民主的基础是沟通的人类社群，在杜威看来，人类社群的凝聚力有助于确立个人的价值。孔子和杜威都强调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而不是接受无约束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都是人类社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成就。杜威认为：“民主是表现在态度上的，而不是表现在组织机构上的，而且民主的态度是通过教育逐渐形成并得到加强的。”他指出：仅仅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着美国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都可以从孔子的教导中得到引证和深化。[4]
另外，如法国当代思想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郎索瓦·勒维尔和他的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的对话《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提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二十年里，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得了它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的应有的位置”[5]。英国学者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于20世纪70年代初问世（1984年有了中译本），书中提出并倡导一种与现代经济学相对的佛教经济学观点，认为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6]再如奥地利的卡尔·容格，从道教书籍《太乙金华宗旨》中发现了他在西方古籍中苦苦寻觅了几十年而不可得的超级智慧！容格将这本书讲述的道教内丹功法奉为“高等文明”的结晶，返观西方的理智主义，则成了“未开化”状态的写照。[7]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的心灵呢？容格的建议是，让西方人放弃科学和理性自大的架子，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他语重心长地说：“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拆穿他拥有力量的幻象，远比强化他错误的观念，认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要重要得太多了。在德国，我们会听到一种滚瓜烂熟的口号‘有意志处就有路’，这句话已导致千百万人类付出生命。”[8]
主流社会学的重要代表——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书中论述了“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这本书为这一惊人论点提供了异常生动直观的活见证：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所培育出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9]
所有这一切都使西方不得不反思，从而面向东方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当前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上述思想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受牵制于盲目的爱国主义和“大国心态”，那么现在已有很多中国学者特别重视在世界语境中来诠释中国文化，一扫过去封闭地崇尚“国故”，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开发出何种资源，作出何种贡献，同时，也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进行重新再认识。
（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种种机缘，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道家提倡“有生于无”，一切都将“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个“惚恍”就是“道”，但这“无物”又不是真的无物，所以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象”和“物”都还不是“实有”，它只是一种在酝酿中的无形无象的、不确定的、尚未成形的某种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确实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
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不是拘泥于固定的、未能预见现实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若能参照这样的世界观，世代复仇也就会成为一个伪命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的复仇思想。“复仇”基于不变的立场、观点，特别是立场。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形成于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因此“仇必仇到底”并不符合实际，而应是前贤张载所主张的，最后是：“仇必和而解”。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70 年代以来，中国推翻了“两个凡是”锁定的僵死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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