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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与东方文化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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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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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都是纠正了过分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而运用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
上述《道德经》中论述的这种“惚恍”的思想与当今最新的混沌科学思想有密切关联。《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10]一书的作者指出：“《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间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易经》的一位英译者布洛非尔德将“太极”概念描述为：
普遍真理，终极原因，至高无上，永垂不朽，万古不易，变化万千，独一无二， 无所不包，此外无物，无物无此。万物源此，无物源此。万物归此，无物归此。此乃万物，此非万物。此即太极。太极至显于易——变易。
作者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于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就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思维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1.中国哲学讲究“执两用中，一分为三”
《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史记·律书》也曾提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从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就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而一”[11]。当两种原不相干的事物相遇，而构成“场域”，就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原来二者的第三个东西，这就是“系统论”所强调的1+1不等于2，中国文化的表述则是“一分为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2]“二生三”也就是万物冲气而和，也就是混沌之中“有物混成”，它是万物存在的逻辑，所谓三生万物正是这一逻辑的现象存在。《礼记·中庸》强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真精神就在于“过犹不及”，“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
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然后，“求其中道”而为我所用。这种“中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千变万化之中。
2.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左传》、《国语》等多有论述，意谓世界万物皆由此五种因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如：
木 火 土 金 水
青 赤 黄 白 黑
肝 心 脾 肺 肾
东 南 中 西 北
春 夏 长夏 秋 冬
相克：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相生：水生木 火生土 金生水 木生火 土生金
万物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谓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3.“反者道之动”
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
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也就是“反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古远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难道不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吗？
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目前，在西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4.“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
中国哲学所讲的回归又不是单纯的回归，而是有互相辅助、补充的作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的简牍上有文字如下：
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所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所以成冷热。冷热复相辅也，所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后止。
岁指农业收成。这就是相辅相成的宇宙模式和思维模式。这对于以现代思想反辅传统思想，以传统思想辅助现代思想，在新的基础上，找到方向再出发有深刻的意义。
（三）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事实上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所以中国讲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例如君臣关系，讲的是“君义臣忠”，如果君是“义”的，那么臣就是“忠”的，如果你对我不仁不义，我就造你的反。这一点孟子讲得很清楚。父子关系讲的是“父慈子孝”，父亲很仁慈，儿子就会很孝顺。父亲对子无情，不像父亲，儿子就可以不孝。“兄友弟恭”等等也是一样。如戴震所谓：“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
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实现社会主张的一种手段。社会群体的目的产生于个人，同时也是社群本身的目标。家庭模式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扩展到家庭以外就是合理的政府统治基础，而西方文化是把家庭生活看作是与个人对立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体制中的公民小时在家，一成年就参加公共生活。美国的“空巢综合症”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儒家认为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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