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论〈再生缘〉》的研究。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余英时的一系列论文，后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前面已经介绍。在单篇论文方面，数量不多，其中葛兆光的《晚年心事恰如谜--重读陈寅恪〈论再生缘〉随想》和杨庆辰的《陈寅恪弹词研究的文化学思索--读〈论再生缘〉札记》值得关注。

　　至于《柳如是别传》，则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集中在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用意方面，对此学术界至今多有异议，胡晓明曾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辨诬说 汪荣祖在其《陈寅恪评传》中认为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文史家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但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荡不羁的风尘女子，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

　　二、自遣自证说 汪荣祖又明确提出自遣自证说。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已。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扦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以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quot;自娱还有知性的一方面。汪说："《柳如是别传》集寅恪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寅恪欲借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学方法的范例。"

　　三、复明运动史说 持这一说法的有明清史家王钟翰、何龄修，唐史家王永兴等。何龄修在《柳如是别传读后》中认为"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何龄修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quot;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还知道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王永兴说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王钟翰则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 　　

    四、颂红妆的女性史说 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等人持这种看法。因为《柳如是别传》毕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对柳如是的情史与生活史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爬梳考证。这些考证却与复明运动应无直接的关系，陈寅恪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细辨河东君艰难处世、择婿人海、为争取婚姻幸福而斗争的过程呢？蔡鸿生、孙康宜等人从女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于"红妆"的关注。蔡鸿生更为看重的是气质。所谓"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quot;，使本书成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颂。孙康宜的重点在于从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成熟这一背景来分析此书。总之，"颂红妆的女性史"这一说法包容了"复明运动"说，既注重具性别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视女性意义中呈显出的精神价值与政治道德意义一面。

　　五、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说 吴宓以及周勋初、姜伯勤等持此说。一九六一年，吴宓到广州会见陈寅恪，谈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情况。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由于这段话具有当事人口述性质，所以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披露之后，成为论者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说法。这个含义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际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

　　六、明清文化痛史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在近年发表一系列研究陈寅恪的论文中，明确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说。内容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史事极为纷繁。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七、自喻自悔说　　以余英时为代表，周一良近年来也开始同意此说。余英时认为，对于陈寅恪的晚年作品，应通过他晚年生活与价值系统才能求得相应的理解。而方法正在于透过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考释，来理解陈寅恪的价值系统，然后通过这一系统，来理解《柳如是别传》的主旨。据此，他认为此书的主人公钱、柳，正是陈寅恪对他自己与陈夫人的自喻，在此基础上，他将此书说成是表达个人特定的身世与命运的一种伤悼与悔恨之作。

　　八、"情史"说 胡晓明在讨论了上述几种说法后，提出了此说。他认为对于《别传》主旨的理解，首先必须区分三个层面，一是事实的层面，一是意义的层面，三是文体层面。事实层面是基于此书的性质是一部学术著作，意义层面是基于此书含有陈寅恪个人的存在感受与思想寓意。文体层面看，《别传》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亦文亦史（兼史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新文本。关于事实的层面，他认为需要在上述"辩诬"说、"复明运动"说、"人格史心态史"说以及"明清文化痛史"说等之外，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情史"说。关于意义层面，应高度重视与细心解读陈寅恪自己在《缘起》中来说明此书作意的的诗歌。此外还应重视的是这本书的书名。从原名《钱柳诗笺证》到《别传》，不仅表明作者对于写作对象的事实层面的认识深化，而且表明意义层面的深化。《别传》的核心是情史，但这个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

　　其次，对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方式、考证方法、钱柳因缘以及陈子龙生平等，都有专著和论文评述，其中香港学者李玉梅的《〈柳如是别传〉与诠释学》把西方的阐释学理论与陈寅恪运用的考证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角度新颖。张荣芳、王川的《〈柳如是别传〉与中国古代姓氏制度》一文，从姓氏学角度就陈寅恪考据柳如是等人姓名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指出陈寅恪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也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部分。最后，美籍华人学者孙康宜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中文简体本于1998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研究钱谦益等人生平的著作也有问世，此类专著的出版，对于理解陈寅恪的这部巨著，是很有帮助的。

　　4、陈寅恪之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研究

　　这是陈寅恪研究中近年来最引人注意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的一个领域，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陈寅恪究竟是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缺陷是什么？又应该怎样进行改造？他与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王国维以及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等人的异同是什么？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什么？他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持何种态度、悲观还是乐观？他是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这里首先应该介绍著名学者王元化对陈寅恪的评价，这些评价见于他的《思辩随笔》、《清园夜读》等著作中，他对陈寅恪与曾国藩、张之洞思想的承继关系的分析，对陈寅恪关于中国文化的有关思想的阐释都是十分深刻的。李慎之虽然不是专门从事陈寅恪研究者，但他的《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宓与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等，却是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章，其中对陈寅恪思想、人格与学术的高度评价以及所涉及之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评价，堪称厚重精彩。他明确称陈寅恪为"思想家"，着眼点显然不仅仅是在学术。刘梦溪的一系列论文，则在"文化托命"的高度探讨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季羡林近年来发表一系列论文，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陈寅恪思想，特别是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等。意蕴深刻、内涵丰富，耐人咀嚼，值得重视。傅璇琮的《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则侧重于从文化史角度探讨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陈寅恪来说，文化史批评不是一种偶然性与局部性，而是一种根本观点，那就是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以接近它的本质。徐葆耕的《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读〈吴宓与陈寅恪〉》则以二人为范例，重点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文化命运的关系问题。

　　5、义宁陈氏家族史研究

　　1982年，宗九奇发表《陈三立传略》，引用戴远传《文录》手稿，首次披露慈禧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事。文章刊发后，引起学术界注意，但由于此系孤证，迄今未被认可。1999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邓小军提交了《陈宝箴之死考》一文，尝试运用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方法，对陈三立有关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分析，对宗九奇之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应该是陈寅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新突破，也再次证明了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科学性。此外，张求会的《陈三立与谭嗣同》，从他们二人同为"清末四公子"这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对陈三立研究很有价值。这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怎样发现新的史料，二是注意理论上的探索，例如怎样从对其家族的研究中探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家族因素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影响？怎样从对一个文化世家的研究中发见中国文化的传承、演变与发展创新的特点？在现代社会，这类文化世家是否还有出现的可能？此外，陈寅恪自己在研究中非常看重名门望族在历史变迁之际所特有的保存、传承文化的作用，则他自己的家族历史是否对其这种看法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6、陈寅恪生平与学术道路及与同时代人关系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应该说成就很大，但需要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例如陈寅恪的留学生活究竟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如何？他的研究特别是早期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怎样？他的学术道路明显有几次转变，原因何在？对此，张国刚的《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以及程美宝等人的?quot;虚席以待"的背后》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和论证。黄延复的《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和吴定宇的《云昏雾湿春仍好》，则对陈寅恪当年因战争无法赴英而滞留香港的详细情况进行研究，弥补了对这一阶段研究的空白。至于陈寅恪的晚年生活，由于受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的晚年心态始终是充满悲观色彩的。对此，王川的《陈寅恪在康乐园的生活情趣》利用史料进行了补充，指出晚年的陈寅恪，也有不少充满欢乐的时光，对于理解陈寅恪的心理世界，有重要意义。他与同时代人如王国维、梁启超、吴宓、胡适、陈垣等的比较研究虽然已经不少（其中以与吴宓的比较研究最多），但还是有继续深化的必要。而对于他与其他一些同时代人例如杨遇夫、钱穆等人的比较研究，则显然还是薄弱环节。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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