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的《胡适与陈寅恪》则对二人的文化观、史学观和治学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是同时代而不同类型的学者兼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涉入政治的程度不同，但事实上对现实政治的动向，未起什么作用，可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胡晓明的《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从文艺美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比较了陈寅恪与钱钟书，认为他们二人代表了两种诗学范式，分别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马亮宽的《试论陈寅恪与傅斯年思想之异同》则认为陈寅恪与傅斯年思想意识方面最大的差异是对现实政治的态度，陈寅恪一生献身学术，不过问政治，更不以学术附会、迎合政治。而傅斯年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密切关系，充当社会批判家的角色，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但骨子里仍然是学者。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王渊森的《傅斯年与陈寅恪》，可以与上文比较阅读。 　　此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较好的《陈寅恪年谱》问世，是令人遗憾的。虽然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对陈寅恪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刘桂生等又对此进行了增补，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因素，有不少内容是需要修改的。据说，卞僧慧先生正在撰写《陈寅恪年谱》，我们期待着他早日完成。论文方面，刘正的《陈寅恪先生年谱研究序说》值得关注，该文更正了陈寅恪生平与研究中以讹传讹的一些错误，并对海内外现有的关于陈寅恪生平的材料进行客观的评价。 　　

    7、陈寅恪治学方法研究

　　陈寅恪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自然引起人们对其治学方法的研究兴趣。究竟他的治学方法是独一无二呢还是可以成为后人的借鉴？对此恐怕只有在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后才能断定。卞僧慧的《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可能是较早较全面探讨这方面问题的论文，作为陈氏弟子，作者的论述既有经验之谈，又有理论概括。可惜因当时"陈寅恪热"还未出现，此文影响不大。汪荣祖的《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着重对陈寅恪之治学与乾嘉派的治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陈寅恪既精于考据，则不能不受乾嘉学派影响。但他不以考据为目的，而是从宏观出发，从微观入手，既重视分析，更重视综合，因此成就大大超过乾嘉学派。季羡林的《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根据陈寅恪留下的64本笔记本，分析了陈寅恪为自己的治学进行知识准备的情形，特别是在语言和宗教、历史方面，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治学方向，在当时是与世界学术界之潮流同步的，而后来的转向，与陈寅恪回国后的中国社会变化和中国文化遭受的危机有关。刘克敌的《略论陈寅恪的治学观》认为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中蕴涵有丰富的思想，与其学术见解是互相呼应、互为影响的，不能孤立地就方法谈方法。而且陈寅恪虽然借鉴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但其研究方法却完全是中国式的，陈寅恪是怎样实现这种独特转变的，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8、陈寅恪诗歌笺注

　　陈寅恪的诗歌公认为隐晦难懂，因其中搀杂有太多的古典与今典，但对于人们理解其学术思想，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余英时曾经在阐释陈寅恪诗歌方面有独特建树，可惜后来他没有继续。如今，随着《陈寅恪集》的问世，我们也期待着对其诗歌的笺注能够早日完成。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目前对陈诗进行系统笺注者有朱新华和程朝富等。但此二人均为业余从事研究者，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的工作已经有很大收获，特别是朱新华，其成果常常以单篇文章方式见诸报刊。此外，分析陈寅恪诗歌的较重要单篇论文有周一良的《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李坚的《〈陈寅恪诗集〉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浅释》、葛兆光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等。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的划分和评述，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其实不少论文内容往往不限于某一具体方面，难以归类。此外，还有不少重要论文无法介绍，限于篇幅，只好割爱，李玉梅的《陈寅恪之史学》和王子舟的《陈寅恪读书生涯》均附有大量的陈寅恪研究论文目录，可以作为了解此领域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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