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和演绎同时进行研究，但从思想观念上看，他更重视归纳法，他翻译的《名学浅说》、《名学》，其侧重点也在讲归纳法的理论与方法，他的一些按语与著作中，也明显地表露出对归纳法的赞赏：“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内”（《政治讲义》）。1900年起，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首开讲习逻辑学之风，以《易》、《春秋》之旨比附逻辑，并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批评中国传统的心性哲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所介绍的逻辑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再认识。严复认为，中国的学术尚在混合的阶段，如中国的经学，就包括有哲学、政治、文学、社会风俗等，此在西方古代本亦如是，但如今其哲学已与神学相离，心理学已与哲学相分。故而中国学术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传统经典中的逻辑学因素做了一些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充分肯定。如他十分推崇《易经》，说它是一部数学、力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综合著作。由此可见，严复依据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论去批判旧学，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内，是有贡献的。他开创了近代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明确论述了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掌握科学的逻辑方法的重要意义；并最早从逻辑方法论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了反思，对中西逻辑学说作了比较研究。但当他夸大归纳法，甚至认为依靠归纳法就可找到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他在理论上便走向了错误。例如，在谈到历史研究的目的时，他反对把历史的研究归结为考据与辞章，主张“以前事为后事之师”，又认为应该用“最新最善之涂术”去进行研究工作。这一主张与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相较，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从本质上来说，依据这种方法，是不能找到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充其量只能对历史上的某些事实加以排列、分类，或者把某些表面相同的现象设想为“公例”而已。这种理论上不完备性使得严复在运用这些理论解释社会现象与指导实践中屡屡受挫，最后不得不在自己曾激烈批判过的“中学”与极力推崇的“西学”之间寻求一种妥协，从而走向时代的反面。
综上所述，严复以他在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广泛著述，有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及洋务派的新政，同时开启了介绍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新阶段。他的思想成分包含着“黜伪崇真”、“更革心思”的宝贵精神，亦有着提倡民主自由以反对君主专制的改革因素。除此而外，严复在法律、教育、史学诸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认识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营养，又体现着严复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今天看来，这些看法仍有其学术价值。比如他强调法治以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注重人口素质，彻底解放妇女，维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是巨大的。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仅仅为此搭起了一座便桥，然而这座便桥却开辟了一条通向西方又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崭新道路，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不愧为一个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他从思想上一开始就以改良主义为宗旨，以“物竞天择，储能择实”为渐变的张本，所以不但不赞成革命派的行动，而且不赞成变法派的政变。他虽然批判洋务派“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但只以天演为“时进之义”，强调“愈愚”为救国之根本。由此可知，严复的变法论实在是很温和的改良主义，而他的君主立宪的主张，甚至比之康梁更缺乏实践的能力与勇气。王蘧常所说“先生之为人，但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严几道年谱》42页），深刻地说明了严复在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特点。
三 严复思想的历史地位
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能不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否则就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对严复的研究同样如此，我们必须结合晚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才能对其思想的前后变化及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客观的认识。
严复所处的时代，从政治上看，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这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快，西方列强开始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方面表现为洋务派的“新政”，在现实面前以失败告终。从经济上看，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资本输出，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它的发展先天不足，其前途布满着重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为标志，汇集、发展成为一个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由这一背景出发考察严复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在中国近代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严复以其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著述与译著，一方面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提醒人们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变法维新，就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在近代思想界振聋发聩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以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开启了一代人的思维，从世界观上重新武装了人们的思维，使他们从此具有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从而起到了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作用。从当时来看，这些思想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而从历史的整体观念来看，它们对于其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不乏积极的影响。
第二，与政治变革相适应，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晚清时期“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情况下，严复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满足了渴望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的文化知识领域。他所介绍的西方逻辑学开我国此类学科研究之先河，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运用科学方法对陆王心学、佛教禅宗所作的批判，鞭辟入里，从思想上终结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他将中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与观点，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从理论基础到思维模式的全新框架，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对封建旧学的批判，有着摧陷廓清的作用，对西学的引进与倡导，则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这些给人耳目一新又充满着科学精神的思想，无疑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受其惠，从中找到了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国的道理，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因此，应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与思想，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所介绍的科学知识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还不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但终究也不能忽视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迪及历史影响。
然而，严复丝毫也不能逾越历史所许可的范围，来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环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这一点限制着严复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已经过去，严酷的现实把严复早年所幻想的资本主义的设想打得粉碎。与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从前以《天演论》为最高原理，可以得出中国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到了这时，也认为“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在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学衡》六期）；他把自己早年所讴歌的资本主义文明，总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转而回过头去研究传统哲学，认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改良主义的立场还使他对十月革命持批评的态度，甚至对封建帝制的复辟也持明显的同情立场。这一思想倾向与他早年的战斗性格截然不同，却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必然性。这一点无论从他早年对封建帝制的情感上的留恋中，还是从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直至去世前夕，他还留下遗言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由此可见，严复在运用西方思想武器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无法实现，又发现资本主义也不能解救中国的情况下，必然地选择了向传统文化寻求济世良方的道路。而他的思想发展及其归宿，事实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共有的特点，这深刻地证明：近代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对封建主义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革命，历史的重任必然地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的共产主义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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