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强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在《救亡决论》中，他就劝光绪皇帝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的晚年，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地位的缘故，变得尤为突出。

第三，与反对专制相应，严复对民权（民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提出西方人民知道政府为人民办事，所以“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原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是自由的，有权力参预国家大事的决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早期翻译《原富》中的一段按语。在翻译《法意》时，这个原则仍没有变。他说：“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他还通过《法意》一书的翻译，集中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三权分立”的学说，与封建帝王所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不仅给欧洲的法国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它被介绍到中国来，无疑也在客观上否定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为了抵御外国侵略，为了宣传变法维新，必须找到一些理论武器。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严复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武器，站在时代前列，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表达了人民救亡图存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根本立场的限制，严复在具体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理论上的折衷与调和。

  （二）黜伪崇真的学术思想：
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这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共同信念。由此出发，严复高举“西学”旗帜，从学术角度对“旧学”进行了理论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在对中学和西学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经验归纳的方法，对“旧学”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旧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时将西方经济、学术等思想理论大致系统地介绍进来。

第一，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严复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中国传统的旧学是“无用”和“无实”的。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是因为它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他认为，旧学所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先验的，所以其结论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作为演绎推理出发点的大前提必须是从科学中归纳得出的可靠知识，例如数学中“公论”(即公理)，决不是什么“心成之说”，而是经由“内籀”(归纳法)，研究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抽出其中的共性所得到的。严复大力宣传自然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要求从古书成训的传统名教下解放出来，这在理论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在实践上则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依赖科学去发展工业，并借助于科学去激励自己对前途的信念。

另一方面，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又是有所鉴别与选择的，如他赞同斯宾塞关于自然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消极观念。到了晚年，他的中西文化观有所改变，提出了“拿来主义”的重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我更新的方案，他称之为“熔中西为一冶”，“合一炉而之”，主张对儒家思想学说“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这些具有辩证法精神的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启示，值得借鉴。当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并不全面，更不完全正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向对西学的完全否定，将其概括为“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转而从“泽被寰区”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就充分证明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并不透彻。但在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的上述认识却对开启思维、转变思想观念，从而推动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哲学思想方面，严复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宣传进化论，二是提倡唯物论。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主张进化发展，提倡变法维新，无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概念做了根本的否定；与进化论相关的“人定胜天”的认识，也在充实、发挥中国古代哲学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多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关于对唯物论的阐发，严复则多是结合翻译西方著作时对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梳理而展开的。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其自己，莫或致亡”，“非人之能为存亡也”。就是说，物之存亡都是它自身的精气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说的“道”就是自然，就是以太，“道即自然”。这就坚持了唯物论的基本立场，从而高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以太”问题上的唯心论。基于这一观念，他还明确区分了中国哲学史上所存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并结合自己的译书工作，对荀况、刘禹锡、柳宗元等唯物论思想家加以推崇，对孟子、韩愈、程朱陆王等唯物心论哲学家的加以贬斥，并引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来佐证唯物论的正确性。

为了推行维新主张，严复还针对清末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提出了“体用为二”的原则。他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从理论上看，严复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在当时，却在反对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妥协投降的“中体西用”观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基础。  

但与此同时，严复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当他批判唯心论时，又说外力作用决定着事物的发展，从而陷入机械唯物论；当他自觉地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又往往回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而以一个超然者自居，采取了中间派的态度，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他尖锐地批判陆、王心学并攻击封建主义的旧学时，他要求人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而当他声言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时，便背弃了这个基本立场，说客观实际虽然存在，但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最后能够符合于客观实际，那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所以，尽管他坚持着外物是客观的存在，并且是人的感官意识所由发生的原因，即他所谓“有外因，始生内我”，然而，只要他认可“因果同否，必不可知”，就转向了唯心主义。这表现出严复在反对旧学斗争中的软弱性。

第三，在经济学方面，严复是介绍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也是介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原富》的翻译之中。在翻译这部书时，他加入了多达300余条，共计数万字的按语，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结合中国进步的经济思想，针对当时的现实，批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并对中国经济的改造提出了意见，即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并发展工商业。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严复认为必须反对清政府的官办政策及其他经济上的干涉政策，主张“自由平通”，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相联系，严复反对清政府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腐朽制度。如他认为不裁减兵额，就不能增强战斗力；不整顿官制，就不能提高行政效率；不增加官俸，就不能禁绝贪污。不仅如此，严复还试图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以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他反对领事裁判权，反对客卿干政（即帝国主义侵略者干预内政，如赫德担任中国要害部门海关的总税务司），更反对关税协定等等。他还认为，在工业方面，最重要的是“大生财能事”，就是拿最少的工力生产最多的物品，但这决不是减低“庸率”（工资）以求工力的减少，而是应该讲求采用新机器。严复的这些主张，一方面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地位，在经济上求发展的愿望，一方面也体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从他的论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所借以论证自己观点的论据，有些仍然是从封建经典中借来，有些则不切实际，体现出他思想上的折衷性与软弱性。而他天真乐观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想法，在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显著后，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产的命运。

第四，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严复对于西方逻辑学最为着意，这就是他所谓“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的科学方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及译作中对此均有涉及，还专门翻译了约翰·穆勒《名学》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两部逻辑学专著，并撰成逻辑学著作《政治讲义》。严复认为：“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政治讲义》）。因此，逻辑学才是西方学术的命脉所在。严复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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