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后学中，也有不满于禅学倾向者。如方学渐，《学案》谓其“见世之谈心，往往以无善无恶为宗，有忧焉，进而证之于古，溯自唐虞，及于近世，摘其言之有关于心者，各拈数语，以见不睹不闻之中，有莫见莫显者，以为万象之主，非空然无一物者也”。《学案》对方氏说法表示反对，认为其言“煞是有病”，并谓其“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总目》因方氏排斥玄寂，对其有所肯定，《心学宗》提要云：“是书专明心学，自尧舜至于明代诸儒，各引其言心之语，而附以己注。其自序云：‘吾闻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矣。’盖学渐之说本于姚江，故以陆王并称。……大意谓主心体至善，一辟虚无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为附会，故其言皆有归宿。宪成序其首曰：‘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盖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王畿）诸家犹为近正云。”

三、对明后期非王学诸儒之评论

在王阳明心学兴起和传衍的过程中，不断有思想家与之辩难，甚或对其展开尖锐批判；这些批评者中，有湛若水等与之宗旨相近的思想家，但更多的是学术宗旨与之相对的程朱学者。此外，明后期许多学者，虽然论学宗旨与王学不合，甚至对王学持激烈反对态度，但其学术思想实际上已受到王学影响，往往带有兼糅朱、王的色彩。

1.对甘泉学派之评论

甘泉学派与王学同时并立，两家弟子互有出入，正如《甘泉学案》小序所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甘泉学派的创始人湛若水出于陈献章之门。据《学案》介绍，湛氏“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有人以为“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试图调和两家之说，《学案》则认为“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使之合也”。对于湛氏批评阳明之言，《学案》力加批驳，认为湛氏所言“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仍为旧说所拘”，“其言终觉有病也”。《总目》认为湛氏为学与程朱不合，《甘泉新论》提要云：“若水之学以虚明为宗，故其论心则以为主一而无物，其论性则以宋儒理气对举为非，视程朱所论颇殊。”又指出湛氏之学与王学并立，而与宋程颐相近，《遵道录》提要云：“初与王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致之说不可信者四。学者遂分王湛之学。若水得力于献章，每教人静坐，其学洒然独得，故于宋儒中独推尊明道，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

湛氏之学在明代一直传衍下来，但其后学的学术宗旨则未必固守湛氏之途辙。其中不少门人出入湛王二家。如湛若水及门弟子吕怀，主张“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学者功夫无有着落，枉自说同说异”，《学案》认为其说“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只在变化气质”，并称其《心统图说》之论“极为切实，可以尽横渠（张载）之蕴”。但《学案》并不同意变化气质之说，认为“横渠之失，浑气质于性，先生之失，离性于气质，总由看习不清楚耳”。《总目》对吕氏著述，率加批评，称其《周易卦变图传》“大抵支离牵合，若有意义，而实非易之本旨也”，《箫韶考逸》“繁衍无当，又以阴阳术数之说附会其间，益杂糅矣”，《律吕古义》“其中心统之说，颇近释氏，所论亦时多牵合，未能得律吕之本也”。至于唐枢，虽出湛门，而其学更近王氏。《学案》称唐枢“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字为的”，“真心即良知也，讨即致也，于王学尤近”。《总目》则将唐氏当作王学末流看待，而大加抨击。如《宋学商求》提要谓：“其学援儒入墨，纯涉狂禅。所刻《木钟台稿》，无非恣肆之论。此编评论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不近禅者则毁，不足以辨是非。”《一庵杂问录》提要谓：“其论学以禅为宗，而附会以儒理。”《辖圜窝杂著》提要谓：“盖专言心学也。其大旨宗王守仁，……盖沿姚江之末派而失其本原，宜其惝恍无归矣。”《因领录》提要谓：“皆枢讲学往复书札。词意诞谩，多涉佛理。……其提唱禅宗，悍然无忌，又不止于阳儒而阴释矣。”《唐集辑要》提要谓：“枢之学纯出于禅，所言大抵空虚幻杳。”

唐枢的弟子许孚远、再传弟子冯从吾，为学皆尚笃实。《学案》称许孚远曾受学于唐枢，后“与四方知学者游，始以反身寻究为功”，又称其“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尝规近溪公（罗汝芳）为后生标准，令二三轻浮之徒，恣为荒唐无忌惮之说，以惑乱人听闻，使守正好修之士，摇首闭目，拒此学而不知信”。《总目》对许氏亦颇加肯定，《敬和堂集》提要云：“孚远之学，虽出于唐枢，然史称其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故与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断断相争。在姚江末派之中，最为笃实。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传其所学，皆能有所树立。”冯从吾学出许孚远，《学案》摘引其疏辩讲学之语，谓其学“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点检，以求合其本体”。《学案》对于冯氏的“救世苦心”是赞许的，但不同意其“太将气质说坏”。《总目》于《冯少墟集》提要，对冯氏学术加以肯定，谓其“讲学之作，主于明理，论事之作，主于达意，不复以辞采为工。然有物之言，笃实切明。虽字句间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讥也”。但对于冯氏提倡讲学，则力加批评：“士大夫自甲科通籍，于圣贤大义，不患不知，顾实践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讲也。……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而揖盗也。”

吕怀的弟子杨时乔，学术宗旨则近于程朱之学。《学案》撮述杨氏学术大旨是：“以天理为天下所公共，虚灵知觉是一己之所得。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真儒之学；若单守其虚灵知觉，而不穷夫天下公共之理，则入于佛氏窠臼矣。”《学案》对其说法不以为然，并讥其曲解阳明学说：“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阳明固未尝不穷理，第其穷在源头，不向支流摸索耳。至于敛目反观，血气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测之，于阳明无与也。”《总目》对杨氏学宗程朱，加以称肯，《周易古今文全书》提要谓：“其大意在荟萃古今以辟心学说易之谬，所宗惟在程朱。”《杨端洁集》提要谓：“江右之学，惟时乔一本程朱，故集中《大学》、《周易》诸序，及孔、朱二像碑，皆力辟心学之误云。”

2.对攻驳王学诸儒之评论

据《诸儒学案》小序，列于《诸儒学案》中卷的学者，“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罗钦顺是当时最重要的王学批评者，曾致书王守仁进行论辩。《学案》认为，罗氏“论理气最为精确”，但又指出其“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相矛盾”。高攀龙曾称罗氏“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学案》深契斯言，引述之后，赞叹说：“呜呼，先生之功伟矣！”《总目》对于罗氏，颇予肯定，并对其排斥王学特加强调。《困知记》提要云：“盖其学由积渐体验而得，故专以躬行实践为务，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尝与王守仁书，辨《朱子晚年定论》，于守仁颠倒年月之处，考证极详。此书明白笃实，亦深有裨于后学。盖其学初从禅入，久而尽知利弊，故于疑似之介，剖析尤精，非泛相呵斥、不中窾要者比。高攀龙尝谓自来排挤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可谓知言矣。”《整庵存稿》提要云：“钦顺之学，以穷理格物为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说。……然集中所作，虽意境平衍，而典雅醇正，犹未失成化以来旧格。诗虽近《击壤》派，尚不至为有韵之语录，以抗行作者则不能，在讲学诸家亦可云质有其文矣。”

崔铣对于心学亦排斥甚力。《学案》指出：“先生之学，以程朱为的，然于程子之言心学者，则又删之，以为涉于高虚，是门人之附会，无乃固欤！”可见并不赞成崔氏的做法。《学案》对崔氏的理气观深表赞同，谓“其言理气无缝合处，先生自有真得，不随朱子脚下转是也”。但对于崔氏“诋阳明不遗余力，称之为霸儒”，则深为不满，批驳说：“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爱敬性之实也，本诸天，故曰良。今取以证其异说，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与？此是以心为知觉，以性为理，不可以知觉即是理之成说，颇与先生气即理之论自相反。”《总目》则称扬崔氏反对王学、宗守程朱，《洹词》提要指出：“铣力排王守仁之学，谓其不当舍良能而谈良知，故持论行己，一归笃实。其争大礼，劾张璁、桂萼，风节表表，亦不愧其言。所作《政论》十篇，准今酌古，无儒生迂阔之习。”《士翼》提要云：“其言皆讲学家之所深讳，而侃侃凿凿，直抒无隐，可谓皎然不自诬其心矣。”《读易余言》提要云：“其笃实近理，固不失洛闽之传矣。”

何瑭主张“儒者之学，当务之为急，细而言语威仪，大而礼乐刑政，此物之当格而不可后者也”，对于“理出于心，心存则万理备，吾道一贯，圣人之极致也，奚事外求”的看法，深表反对。《学案》谓其论“为阳明而发也”，并对其说大加讥讽：“盖力主在心为知觉、在物为理之说，固无足怪，独是以本原性命非当务之急，若无与乎修齐之事者，则与清谈何异？修齐之事，无乃专靠言语威仪、礼乐刑政与？真可谓本末倒置矣。”《总目》对于何氏提倡格致、躬行，表示赞赏，《柏斋集》提要云：“瑭笃行励志，其论学一以格致为宗。……故当时东南学者多宗王守仁之说，而瑭独以躬行为本，不以讲学自名。然论其笃实，乃在讲学诸家上。”但对于其好发异论，则表示反对，《柏斋三书》提要谓：“大都好为异说以自高。……论儒学则以朱子为欠明切，而真德秀《大学衍义》于大学之道实亦不知。皆所谓一知半解也。末有崔铣跋。铣学颇醇正，而极称所论之超卓，殊不可解。”

王廷相继承了宋儒张载的理气论，而又有所发挥。《学案》对其发挥，很不同意，指出：“先生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则先生仍未知性也。”《总目》肯定王氏之排诋禅寂，但严厉批评其偏执臆断。《慎言》提要云：“持论大抵不诡于正。然以拟议过贪诋诸儒，故罕考群言；以性灵弗神诋诸儒，故多凭臆见。……（《明史》）本传称‘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程、张、朱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多乖僻’。良得其实云。”《雅述》提要云：“《慎言》虽多偏执，犹不大悖于圣贤。此书则颇多乖戾。……今观其书，标举《中庸》修道之谓教为本，而多斥枯禅寂坐之非，未为无见。而过于摆落前人，未免转成臆断。……廷相以诗名一时，而持论偏驳乃尔。盖宏（弘）、正以前之学者，惟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乃始师心求异，然求异之初，其弊已至于如此，是不待隆、万之后始知其决裂四出矣。”

黄佐、张岳、李经纶等论学与王阳明亦不相合。《学案》谓黄氏“以博约为宗旨”，认为黄氏并不了解王阳明：“是时阳明塞源拔本论，方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阳明亦何尝教人不读书？第先立乎其大，则一切闻见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牵于旧论耳。”《总目》对于黄氏，虽不满其所补注《皇极经世》及所著《乐典》、《六艺流别》等书，但对其学问颇予肯定，《泰泉集》提称其“明习掌故，博综今古，……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泰泉乡礼》提要亦谓其“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张岳曾与王阳明论学，语多不契，“往往攻击良知”。在《学案》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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