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止修、泰州学派之评论

除上述各地王门学者外，还有师承王门而又别立宗旨者，学者们多称其为王门别派。这样的学派主要有李材的止修之学和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

据《学案》本传，李材初学于邹守益，“学致良知之学”，后几经变化，“拈出‘止修’二字，以为得孔、曾之真传”。李材抚治郧阳时，因改公署为书院，激起兵变，后又被劾冒功遭逮问，黄宗羲对此力予辩护。但对于止修之学，黄宗羲则颇不以为然，指出：“其实先生之学，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不过换一名目，与宋儒大段无异，反多一张皇耳。”《总目》对李材更是多所批评。《李见罗书》提要云：“材尝患世之学者每以朱、王两家格物致知之说争衡聚讼，因揭修身为本一言，以为孔、曾宗传，而谓知止即知本，又谓格物之功散见八条目中，以朱子补传为误。其学较姚江末派稍为近实，故顾宪成颇称之。然材在郧阳，侵官地为书院，至于激变诸军，狼狈弃城，仅以身免。及被劾遣戍，犹用督抚仪从赴谪所，为当代所非。黄宗羲《明儒学案》记之最详，则亦何贵乎讲学耶！”《观我堂摘稿》提要又云：“其学出于姚江，而稍变其说，遂开止修一派，与良知一派并传。然制行颇率意自恣。官巡抚时，毁参将署为书院，致激兵变。后云南巡按御史劾其破蛮冒功，逮问坐系十余年，谪戍福建，乃用巡抚仪从以往，为当时所怪。黄宗羲《明儒学案》谓其以师道自任，不因患难而改，不知者谓其不忘开府门面，则失之。然师道尊严，岂在鼓吹张盖？宗羲以姚江一派门户相同，从而为之曲说耳。”

对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黄宗羲的评价基本上是功过参半。《泰州学案》小序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在《学案》“王艮传”中，黄宗羲指出：“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处示之，闻者爽然。”对于王艮著名的“淮南格物”说，黄宗羲援引其师刘宗周之言，谓“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但又指出“第少一注脚，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治平之为末，则备矣”。《总目》于王艮无多评论，只谓其《心斋约言》“皆发明良知之旨”。

王艮之子王襞，《学案》谓王阳明令其师事王畿、钱德洪，“心斋（王艮）没，遂继父讲席，往来各郡，主其教事，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学案》认为王艮、王襞父子有味乎曾点之乐，但又指出：“然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细详先生之学，未免犹在光景作活计也。”《总目》于《东厓遗集》提要谓王艮、王襞父子“同刻意讲学，非以文章为事者”，又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语，谓王襞诗“亦有活脱之趣，然终非专门也”。王艮从弟王栋，亦师事王艮，所至以讲学为事，《学案》谓其为学大端有二，“一则禀师门格物之旨而洗发之”，“一则不以意为心之所发”。后一点因与刘宗周看法相合，故极得黄宗羲称赏。《总目》对于王栋，只是援引《学案》之言，指出其禅学倾向。《一庵遗集》提要云：“王守仁良知之学有泰州一派，始于王艮，栋为艮从弟，故独得其传，所至皆以讲学为事。…黄宗羲《明儒学案》，尝称栋‘意非心之所发’一语，为独得宗旨，而又谓泰州之学，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致阳明而为禅云。”

王艮弟子徐樾，先事王阳明，后卒业于王艮之门。徐樾的传承弟子中，有名于时者较多，且都浸染于禅。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赵贞吉，其学即得之徐樾。《学案》谓赵氏“初不自讳其非禅学”。赵贞吉曾说过：“就禅教中分之为两，曰如来禅，曰祖师禅。如来禅者，先儒所谓‘语上而遗下，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是也；祖师禅者，纵横捭阖，纯以机法小慧牢笼出没其间，不啻远理而失真矣。”《学案》认为赵氏“亦从弥近理而大乱真者学之”，“若其远理而失真者，则断断无一好人也”。是对赵氏尚有所回护。《总目》《文肃集》提要谓：“贞吉学以释氏为宗。姜宝为之序曰：‘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其持论可谓悍矣。”对其宗释氏明显持批评态度。

徐樾弟子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为颜钧，《学案》对其持批评态度。《泰州学案》小序云：“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抟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又谓颜氏“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颜钧弟子有名于世者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罗汝芳。何心隐之学，《泰州学案》小序谓“不随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理显于事”，并谓其“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罗汝芳之学，《学案》本传谓“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并谓“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学案》指出罗氏得禅学精髓，“然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同时又指出不能因罗氏近禅就对其全盘否定，“若以先生近禅，并弃其说，则是俗儒之见，去圣亦远矣”。《总目》对罗氏近禅，则批评颇严。《一贯编》提要云：“汝芳习其师说，故持论恍洋恣肆，纯涉禅宗，并失守仁之本旨。……是当时持正之士已纠其谬，朝廷且悬为禁令，然运当末造，风气浇漓，好异者终不绝也。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趋于乱亡欤！”《识仁编》提要云：“是书皆提唱禅宗，恣为幻杳之论，特假借程子以为名耳。”《近溪子文集》提要云：“其学出于颜钧，承姚江之末流，而极于泛滥。故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

罗汝芳有两大弟子，一为杨起元，一为周汝登。杨氏之学，与乃师一样，亦颇近禅，《学案》指出，“以夫妇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即释氏作用为性之说也”。《总目》对于杨氏学术，严加抨击，《证学编》提要谓其“援儒入墨，诬诞实甚”，“变乱先儒，其流毒且及于经义矣”。《诸经品节》提要谓“起元传良知之学，遂浸淫入于二氏，已不可训。至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官跻九列，所谓国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书卷首乃自题曰比丘，尤可骇怪矣”。周汝登之学，《学案》批评“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阳明之意”，“即释氏之所谓空也”，并谓周氏“教人贵于直下承当”，“皆宗门作略也”。《总目》亦批评周氏之说，《圣学宗传》提要引《明史·儒林传》，谓：“汝芳传杨起元及汝登，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以后，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云云。”《海门先生集》提要又谓：“其释良知二字，谓‘良训甚也，当如至善、至德、至乐、太极、太初等。至字、太字，皆甚字之义，有不可拟议，不可名言之妙’。其立意新奇，非惟孟子无此说，即王守仁亦无此说。斯真龙溪末派，惟所欲言者矣。”

耿定向之学亦出于泰州，《学案》对其学术评价颇低，谓其学“不尚玄远”，“其说未尝不是，而不见本体，不免打入世情队中”。对于耿氏为人，《学案》更是颇多指责。《总目》对于耿氏，基本上亦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不尚玄远则有所肯定。《耿子庸言》提要云：“定向之学出于泰州王艮，本近于禅。然有鉴于末流之狂纵，不甚敢放言高论。故初请李贽至黄安，既而恶之，而贽亦屡短定向。然议论多而操履少，遂不免有迎合张居正事，为清议所排。讲学之家，往往言不顾行，是亦一证矣。”《耿天台文集》亦云：“大抵定向之学，兼讲作用。观其全集，大略可知。”对耿氏所著《先进遗风》，更颇加肯定：“是书略仿宋人《典型录》之体，载明代名臣遗闻琐事，大抵严操守、砺品行、存忠厚者为多。盖明自嘉靖以后，开国敦庞之气日远日漓，士大夫怙权营贿，风尚日偷。定向陈先进懿行以救时弊，故所记多居家行己之细事，而朝政罕及焉。……其间如曲誉李东阳之类，未免乡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学，未免门户之见。然著书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

耿定向、罗汝芳的弟子焦竑，以博洽闻名，《学案》称其“师事耿天台（定向）、罗近溪（汝芳），而又笃信卓吾（李贽）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故以佛学即为圣学，而明道（程颢）辟佛之语，皆一一绌之”。《总目》对于焦氏友李贽、鼓狂禅，痛加抨击，《焦弱侯问答》提要云：“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易筌》提要云：“是书大旨，欲以二氏通于易，每杂引《列子》、《黄庭内景经》、《抱朴子》诸书以释经。史称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盖不诬云。”《阴符经解》提要亦云：“盖竑与李贽友善，故气类熏染，喜谈禅悦，其作此注，仍然三教归一之旨也。”但《总目》亦认为焦氏博学，《中原文献》提要谓：“竑虽耽于禅学，敢为异论，然在明人中尚属赅博。”对于焦氏所著诸书，《总目》区别对待。有的予以否定，如谓其《国史经籍志》“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有的予以肯定，如谓其《老子翼》“不立道德经之名，亦不妄署篇名，体例特为近古，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盖竑于二氏之学，本深于儒学，故其说儒理者多涉悠谬，说二氏之理者转具有别裁云”。

管志道的学术渊源，《学案》谓其受业于耿定向，《总目》则谓其学出于罗汝芳。据《泰州学案》小序，管氏“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物”，并谓其“平生喜谈鬼神梦寐，其学不见道可知。泰州（王艮）张皇见龙，东溟（管志道）辟之，然决儒释之波澜，终是其派下人也”。《总目》对于管氏之学，亦大加批评。《孟义订测》提要云：“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者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问辨牍》提要云：“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弥甚，放荡恣肆，显唱禅宗，较泰州（王艮）、龙溪（王畿）尤甚。其《答王塘南书》，谓‘孔颜真是即心是佛，即经世是出世，与文殊之智、普贤之行，两不相违为’。其宗旨可见矣。虽为儒言，实则佛教。”《从先维俗议》提要亦谓其讲学语“理杂二氏”，“盖心学盛行，而儒墨混而为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

泰州学派中在摆脱名教羁络方面走得最远的是李贽。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泰州后学耿定理、焦竑等皆曾与李贽交往密切，故李贽理所当然应属泰州一派，但因其走得过远，故黄宗羲未将其列入《学案》。《总目》将李贽视为名教之罪人，屡加抨击。《藏书》提要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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