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东林、蕺山学派之评论

明祚既终后，许多人以为清谈误国，对东林颇有非议，《学案》对这种看法深表愤怒，指出：东林“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关于东林讲学之首唱者顾宪成，《学案》谓其“深虑近世学者，乐趋简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而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辨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但在《学案》看来，所谓阳明无善无恶之说出于王畿，包括顾氏在内的批评者实际上是“错会阳明之立论”。《总目》对于顾氏开讲学之风，予以猛烈抨击。《小心斋札记》提要云：“宪成里居，与弟允成修宋杨时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声气既广，标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徒，争相趋赴，均自目为清流，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泾皋藏稿》提要亦云：“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国君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诟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恨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惟宪成持身端洁，恬于名利，且立朝大节，多有可观。其论说亦颇醇正，未尝挟私见以乱是非，尚非后来依草附木者比。故姑录其集，并论其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

东林讲学的另一位首倡者高攀龙，《学案》称其“一本程朱，故以格物为要”，但又指出其格物不合程朱之旨，并谓其“人心明，即是天理”等言“深有助乎阳明‘致良知’之说”。高氏曾批评王阳明致知格物之说，《学案》对此不以为然：“先生之格物，本无可议，特欲自别于阳明，反觉多所扞格耳。”《总目》对于高氏评价颇高，认为其学能兼采朱、陆之所长，并将其与其他讲学者区别开来。《高子遗书》提要云：“攀龙出赵南星之门，渊源有自。其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其讲学之语，类多切近笃实，阐发周密，诗意冲淡，文格清遒，亦均无明末纤诡之习。盖攀龙虽亦聚徒讲学，不免渐染于风尚，然严气正性，卓然自立，实非标榜门户之流。故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专事词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异于伪欤！”

钱一本亦为东林讲学之倡导者。关于钱氏学术，《学案》指出其得之江右王门王时槐者居多，并谓其“惩一时学者喜谈本体，故以工夫为主，一粒谷种，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发育地位，终是死粒”。《学案》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赞赏，但不同意其“性固天生，亦由人成”之言，认为“性为自然之理，人力丝毫不得而与”，“圣不能成，愚不能亏，以成亏论性，失之矣”。《总目》于《黾记》提要，指出“东林方盛之时，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对于其所著《像象管见》，亦颇称许，谓“一本研究六经，尤邃于易。……虽间有支蔓，而笃实近理者为多，自称用力几二十年，亦可谓笃志矣”。但对其《四圣一心录》，则颇为不满，谓其“大抵皆无根之高论也”，又称其《遁世编》“芜杂殊甚，疏漏尤多”。

孙慎行、顾允成、史孟麟，亦为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之学，《学案》称其“从宗门入手”，但孙氏“不以是为得”，谓“儒者之道，不从悟入”，“故舍学问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静存动察工夫，以养中和者，未有不流于禅学者也”。《学案》尤其称道孙氏“发先儒之未发者，凡有数端”。《总目》于《元晏斋困思抄》提要，谓“其中颇多心得之语，然亦不免好出新论。……虽才辨纵横，足以自畅其说，然非经之本旨矣”。关于顾允成，《学案》称其“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见义必为，皆从性命中流出，沈继山称为‘义理中之镇恶，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虚也”。《总目》则不称肯其文章而称肯其气节，《小辨斋偶存》提要谓：“允成文皆论诗讲学之语，书简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饰。诗为《击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节凛然，其封策奏疏，皆真气流溢，发于忠爱之诚，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史孟麟师事顾宪成，《学案》谓其“因一时之弊，故好谈工夫”，批评其驳难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言，是“错会阳明之意是也”。《总目》之《亦为堂集》提要，称“孟麟持正不阿，屡忤权倖。……然则孟麟在东林中，为超然于门户外矣。至其文章则惟意所如，无复修饰之功，直以余事视之可也”。

《蕺山学案》系黄宗羲特为其师刘宗周所立。黄宗羲对其师极为推崇，《蕺山学案》小序指出，“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攀龙）、刘（宗周）二先生，并称大儒，可以无疑矣”；然高氏著述中有阑入释氏之语，故《学案》认为，“忠宪（高攀龙）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师（刘宗周），则醇乎其醇矣”。《总目》对于刘氏，亦极称誉，谓其学出阳明而能救其末流之失，与东林诸人游而不染其之习。《刘蕺山集》提要谓：“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宗周虽源出良知，而能以慎独为宗，以敦行为本，临没犹以诚敬诲弟子，其学问特为笃实。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于宗社沦亡，势犹未已。宗周虽亦周旋其间，而持躬刚正，忧国如家，不染植党争雄之习。”《论语学案》提要称：“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圣学宗要》提要亦云：“宗周生于山阴，守其乡先生之传，故讲学大旨，多渊源于王守仁。盖目染耳濡，其来有渐。然明以来讲姚江之学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诸人，大抵高明之过，纯涉禅机。……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其临没时，犹语门人曰：‘为学之要，一诚尽之，而主敬其功’云云。盖为良知末流深砭痼疾。故其平生造诣，能尽得王学所长，而去其所短。卒之大节炳然，始终无玷，为一代人伦之表。”

3.对出入朱王诸儒之评论

《诸儒学案》下卷收录的学者，学术观点颇为庞杂歧异，但对王学大多有所不满，甚至加以严厉批判。不过，这些学者由于生活于王学炽盛的环境中，多多少少都受到王学思潮的影响，许多人的学术思想带有出入朱王、杂糅朱王的色彩。

霍韬与王阳明之学不能相契，但他曾疏荐王阳明，谓“臣不如也”。从《学案》的记载来看，霍韬曾指出“阳明之学，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可见他对阳明学说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认为，“知有圣人之知，有下愚之知，圣人之知则可致，下愚之知则无所不至矣”。《学案》不同意霍氏的见解，认为其所谓“知”，“乃习染闻见之知也，恶得良？故圣人与下愚，相去倍蓗无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谬也”。霍韬与张璁、桂萼皆因大礼议骤贵，颇受时讥。或许是霍氏曾推荐过王阳明的缘故，《学案》竭力为其辩护，谓霍氏虽与张、桂同贵，“然张、桂赋性倾险”，“而先生举动光明”。《总目》对霍氏，则极意贬损，《渭厓文集》提要云：“韬性强执谬戾，不顾是非。议尊兴献帝为皇考，则斥司马光不知忠孝，不当从祀孔庙；议合祀天地，则并诋及《周礼》，可谓无忌惮者。其他文亦皆争辨迫急，异乎有德之言。”

在大礼议中与霍韬观点相左的薛蕙，为学宗旨与王学颇有相合处。《学案》谓“其学以复性为要”，认为其说法“似是而非”。《总目》对于薛氏之诗极为赞赏，《考功集》提要谓：“正、嘉之际，文体初新，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声华方盛。蕙诗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古体上挹晋宋，近体旁涉钱郎。核其遗编，虽亦议拟多而变化少，然当其自得，觉笔墨之外别有微情，非生吞汉魏、活剥盛唐者比。”但对于薛氏之讲学，则大加讥讽，并谓其流入二氏，旨近王学。《西原遗书》提要云：“大旨尊陆九渊、杨简之说，毅然不讳其入禅。至谓释氏于六度万行未尝偏废，殊为驳杂。蕙本诗人，足以自传于后，乃画蛇添足，兼欲博道学之名，又务立新奇，遁入异教。”《约言》提要云：“其学以复性为宗，故《性情篇》云：‘静者性之本，主静者复性之学也。’又云：‘静者自然之本体，动者后来之客感。’夫自有阴阳，即不能有静而无动，以动为客感，是二氏元寂之旨也。又曰：‘理即此心，此心即理。’夫理具于吾心，不可谓心之虚灵不昧者即理也，即心即理，是姚江良知之宗也，其去濂、洛、关、闽之学，固已远矣。”

在晚明学者中，吕坤最反对虚谈，不仅批评王学，对程朱理学亦抨击甚厉。然观其“我只是我”之言，以及菲薄程朱甚至孔孟的态度，似不能完全否定王学之影响。《学案》对吕氏颇为尊重，称吕氏“一生孜孜讲学，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头有一分检点，便有一分得处，盖从忧患中历过，故不敢任情如此”。《总目》则赞誉吕氏之笃实，认为吕氏能避免朱、陆两家末流之弊。《呻吟语》提要云：“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在明代讲学诸家，似乎粗浅，然尺尺寸寸，务求规矩，而又不违戾于情理，视陆学末派之猖狂，朱学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则有间矣。”《去伪斋文集》提要云：“坤于明季讲学诸儒中，最为笃实。”惟对其《四礼疑》有所批评：“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于《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坤之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于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与东林相友善的鹿善继、曹于忭，受到王门后学影响较多。鹿氏“读《传习录》，而觉此心之无隔碍也”，但《学案》认为他并非王学一派，而是“颇近东林诸子”。《总目》对于鹿氏，一方面肯定笃实，另一方面则点出其王学影响。《四书说约》提要云：“是书就《四书》以讲学，与明人讲义为时文而作者颇殊。……其持论亦颇笃实。然学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与洛闽之学究为少异。”曹于忭与江右王门的冯应京为友，《学案》谓其与冯氏“以圣贤之学相砥砺，讲求兵农钱赋、边防水利之要”。《学案》指出，曹氏“所言仁体，即是《西铭》之注疏也。木则不仁，不木则仁，即上蔡之以觉言仁也”。《学案》特别提到，“以觉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为非，谓知觉不可以求仁，仁然后有知觉”，《学案》认为朱熹的说法是讲不通的。《总目》对于曹氏，肯定其气节，而否定其讲学。《共发编》提要云：“是编乃为淮安推官时，讲学安定祠内，与门人问答之语。其持论多涉元妙。……是坐儒者之皋比，而演释迦之经咒，则何不披淄而开方丈也。”《仰节堂集》提要云：“故于忭之诗文，亦在理学举业之间，或似语录，或似八比。盖平生制行高洁，立朝风节凛然，震耀一世，远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笔札见长。（冯）从吾序所谓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者，为得其实。观是集者，谓之文以人重可矣。”

郝敬是晚明时期著述颇丰的一位著名学者，《学案》称“明代穷经之士，先生实为巨擘”。郝氏的学术宗旨，是“以下学上达为的”，《学案》不同意其说：“按先生之下学，即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于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工夫，亦只在念头上，未著于事为，此处如何下学？不得不谓之支离矣。”《总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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