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末年，黄道周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代名儒。《学案》对于黄氏的品节，深表钦敬，但对其学术则不无微言，谓：“先生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自是气质，何关性上事？”《总目》对黄氏学术，则颇予肯定，《榕坛问业》提要云：“其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大约左袒考亭而益加骏厉。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盖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于禅门机括，幻窅无归。先儒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斯诮矣。”对于黄氏所著诸书，则从书以人重的角度出发，大都加以肯定，但略摘其失误。如《洪范明义》提要谓：“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于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月令明义》提要谓：“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于经义颇有阐发。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禨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于经义也。”《表记集传》提要谓：“于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于世教，遂亦不可废焉。”《缁衣集传》提要谓：“道周此书，意主于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孙奇逢在明末清初以讲学为事，世称大儒。《学案》对其冒死援救东林党人的节侠之气十分赞赏，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学案》暗示孙氏学术未至精微，但对其传播学术之功颇加称誉，谓“北方之学者，大概出其门。先生之所至，虽不知其浅深，使丧乱之余，犹知有讲学一派者，要不可泯也”。《总目》认为孙氏之学出于阳明一派，但兼采程朱，颇为笃实。《岁寒居答问》提要云：“奇逢之学主于明体达用，宗旨出于姚江，而变以笃实，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言，以弥其阙失。”《理学传心纂要》提要云：“奇适行谊，不愧古人。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亦有异于迂儒。”《四书近指》提要云：“盖奇适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读易大旨》提要云：“奇逢说易，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大意发明义理，切近人事。……其平生之学，主于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有足取焉。”

四、小结：《学案》与《总目》学术旨趣之差异

《学案》与《总目》学术旨趣之差异，从《总目》对《学案》的评论中即可看出端倪。《总目》虽然承认《学案》“于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颇详”，但在总体倾向上对《学案》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偏袒王学，维护门户：“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于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夫二家之学，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议论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党立，恩仇轇轕，毁誉纠纷。正、嘉以还，贤者不免。宗羲此书，犹胜国门户之余风，非专为讲学设也。”在沈隹《明儒言行录》提要中，《总目》再次表达了此种见解：“初，黄宗羲作《明儒学案》，采摭最详，顾其学出于姚江，虽于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击，而于王门末流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颇为回护，门户之见，未免尚存。”

《学案》是否像《总目》断言的那样，存在着偏袒王学的倾向呢？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回答。大多数学者认为，《学案》的学术观点确实具有明显的王学性质，但不能由此断言此书囿于一家之言，旨在表彰王学；事实上，《学案》体现出了一种兼综百家、和会异同的学术气度，它并不偏袒王学，更不是要立王学门户，而是试图建立一个评论学术是非的客观标准，即所谓“公道”、“公学”（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下卷，第28章）。也有学者认为，《学案》是理学内部陆王和程朱两派之间激烈竞争的产物，此书并非一种对历史现象的单纯和公正的观察，而是要为王阳明思想辩护，确立王阳明思想在儒学传统中毋容置疑的重要意义；但《学案》又并非是纯主观性的作品，它的卓越之处，在于实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互相补充，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后来的类似著作，那些著作或者是彻头彻尾的宗派主义的产物，或者是由许多人经手的百科全书式的汇编并缺乏一贯的观点（参见司徒琳《〈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的再评价》，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考察，但笔者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黄宗羲撰写《学案》，确实含有确立和维护王学道统地位之意旨，但也正是由于有自己鲜明的“宗旨”，才使黄氏能够准确、敏锐地辨别和把握各家思想中精微的差别，从而使《学案》成为一部杰作。

    至于《总目》对程朱派和陆王派的态度，《子部·儒家类》小序曾有所说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籍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此外，《总目》“凡例”中有一条云：“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可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教研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偏，左右偑剑，均未协中。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从这些话来看，《总目》虽然也试图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但其总的原则，却是要“以濂、洛、关、闽为宗”，“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可以说，《总目》虽然不喜欢理学家的空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同意程朱的说法，但其总的思想倾向，还是要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的。从《总目》对儒学著作的评论中也可看出，《总目》对陆王一系的批评，远比程朱一系为多，在程度上也严厉得多。

    《学案》特别注重归纳和提炼各家学术之宗旨。如仿其做法，只用数字概括《学案》与《总目》之宗旨，又当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学案》的学术宗旨，可以概括为“贵自得”；而《总目》的学术宗旨，可以概括为“崇笃实”。在《学案》序中，黄宗羲自述云：“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在《明儒学案发凡》中，他又指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可见，《学案》强调学者应有独自的思考和创新，而不赞成因循附合、人云亦云。《总目》“凡例”则云：“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今所录率以考证精详、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又云：“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可见，《总目》强调学者应当笃实、醇正，讲求有用之学，而不赞成虚谈空论、翻奇鹜异。

    在对各家学者的评论中，两书基本上都将自己的宗旨贯穿进去。比如，关于明初程朱学者，《学案》屡谓其因循粗浅，而《总目》则屡赞其笃实醇正。再如，《学案》虽对王门后学之流入禅学者不满，但对王阳明本身及对它认为的王学正传（如江右王门），则评价甚高；而《总目》对王学各派，则多批评其玄虚放诞，而且在批评王学末流时，时常追根溯源到王阳明本人。再如，对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晚明讲学活动，《学案》认为其有助于学术、世道、人心，基本持肯定态度；而《总目》则认为讲学加剧了门户宗派之争，终至祸延宗社，因而对之猛烈抨击。当然，两书也并非截然对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对于流入狂诞玄虚、脱离名教羁络的泰州学派的一些学者，两书就都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可以说，《学案》与《总目》的学术旨趣，总体看来存在着根本性的重大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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