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下简称《学案》）是黄宗羲于清初撰写的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全书共62卷，立学案17个，“寻源泝委，别统分支，秩乎有条而不紊，于叙传之后，备载语录，各记其所得力”（《学案》“仇兆鰲序”），评述了200多位明代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总目》）则是清乾隆后期，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大型目录著作，全书共200卷，对《四库全书》著录的3461种著作和存目的6793种著作，每一种都撰有一个简明的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录”）。《提要》初稿出于众人之手，但定稿均经总纂修官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朱珪《知足斋文集》“纪晓岚墓志铭”），故尔可以说基本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思想。《学案》评述过的明代思想家，凡是在当时有著作流传于世的，《提要》大多也都有所评论。对比两种著作对同一思想家的评论，既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黄宗羲、纪昀二人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旨趣，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朱明一代的思想流变和学术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稿所做的只是最初步的工作，即对有关资料进行简单地整理与排比，至于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尚待以后进行。
一、对明前期各家学术之评论
明朝初期，学术思想基本上是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下，故当时学者，大多不出程朱之矩矱。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体悟静观，开明代心学之先河。
1.对明前期朱学诸儒之评论
明代诸儒，凡其学术渊源明确并递相传承者，《学案》皆列入各派学案之中。但也有一些儒者，“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对于这些无派可归的学者，《学案》统归之于《诸儒学案》。其中列于《诸儒学案上》的学者，“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即都是明代前期传衍程朱之学的儒者。
列于《诸儒学案》之首的是方孝孺，其道德文章很受人推重。《学案》对方氏十分崇敬，称其“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尚者，必告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学案》还将方氏与朱熹并举，称方氏为明代“学祖”：“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由于方氏是宋濂的及门弟子，故人们多谓其学出于宋氏，《学案》特别指出两家不同处：“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总目》在《逊志斋集》提要中，对方氏气节亦予以高度赞扬，谓“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但对于方氏“驾轶汉唐，锐复三代”的志向，则有所批评，认为不合时宜：“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
曹端学由自得，黄宗羲之师刘宗周认为他是继方孝孺之后的又一位大儒，“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者，实赖有先生一人”（《学案》“师说·曹月川端”）。《学案》对于曹端的评价，则有褒有贬：一方面，历举曹氏辟佛老、化习俗之举，称扬曹氏“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诚哉，所谓有本之学也”；另一方面，对于曹氏的理论有所批驳，指出曹氏不同意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而他自己的说法“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总目》对于曹端之学术，则是持高度褒扬态度，《太极图说述解》等书提要谓：“史称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盖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是编笺释三书，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为归。”《夜行烛》提要谓：“明初儒学，以端为冠。”《曹月川集》提要亦谓：“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曹月川集》提要虽然也谈到“端诗皆《击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但又指出：“然人品既已醇正，学问又复笃实，直抒所见，皆根理要，固未可绳以音律，求以藻采。”
方孝孺、曹端之外，明代前期较有名的学者还有罗伦、章懋。《学案》称罗伦“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尘垢之外，所见专而所守固耳”。《总目》对罗氏评价与《学案》基本相同，《一峰集》提要转述了《学案》语，以肯定罗氏之学术宗旨与品行，但对其个性也有所批评：“虽执义过坚，时或失于迂阔，又喜排垒先儒传注成语，少淘汰之功，或失于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干者比也。”《学案》对章懋亦持肯定态度，称“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澈，望之厐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总目》对章氏更是赞誉备至，惟对其推崇吴与弼不以为然。《枫山语录》提要谓：“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其学术、政治虽人人习见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艺文诸条，持论亦极平允，不似讲学家动以载道为词；其评骘人物，于陈献章独有微词，则懋之学主笃实，而献章或入元虚也。然献章出处之间，稍有遗议，而懋人品高洁，始终负一代重望，则笃实鲜失之明验矣。……惟推尊吴与弼太过，则颇有所不可解耳。”《枫山集》提要亦云：“至其平生清节，矫矫过人，可谓耿介拔俗之操。其讲学恪守前贤，弗逾尺寸，不屑为浮夸表暴之谈。在明代诸儒，尤为醇实。”
庄昶、张元祯亦有名于时。关于庄昶，《学案》谓其“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于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宗旨与陈献章相合，但又批评庄氏“功未入细，受用太早”，比不得陈献章“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学案》称庄氏“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也”。钱谦益曾批评庄氏“多用道语入诗”，《学案》讥讽钱氏“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总目》对庄氏评价不高，《庄定山集》提要谓“惟癖于讲学，故其文多阐太极图之义，其诗亦全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同时又肯定庄诗亦有可观处，“盖其学以主静为宗，故息虑澄观，天机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论，要亦文章之一种”。张元祯笃好濂、洛、关、闽之书，曾建议以《太极图说》、《西铭》等书于经筵进讲。《学案》称赞张氏“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特别欣赏其“是心也，即理也”等言，认为已发阳明心学之蕴，“则于此时言学，心理为二、动静交至者，别出一头地矣”。《总目》对张氏则持否定态度，《东白集》提要云：“元祯以讲学为事，其在讲筵，请增讲《太极图》、《西铭》、《通书》。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讵可舍治乱兴亡之戒，而谈理气之本原。史称后辈姗笑其迂阔，殆非无因。其诗文朴遬无华，亦刻意摹拟宋儒，得其形似也。”
此外，还有陈真晟、张吉、蔡清等。《学案》对陈氏评价较高，谓陈真晟之学“于康斋（吴与弼）为近，于白沙（陈献章）差远”，并称赞陈氏“务为圣贤践履之学”，认为张元祯赞许陈氏“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之言，“亦定论也”。《总目》对于陈氏则颇多批评，《陈剩夫集》提要指出，陈氏“谓宋元两朝皆以不用程朱之学，故上干天怒，夺其命以与明，持论颇僻；又题《玉堂赏花集》后，诋其执政，谓不赏其《程朱纂要》，而群聚赏花，后世不免谓之俗相，尤为偏激。林雍作《真晟行实》，称其既无所遇，每四顾彷徨，不能自释，亦异乎寻孔颜之乐者矣”。对于张吉，《学案》谓其为学与陈献章“不契”，“终以象山为禅，作《陆学订疑》，盖《居业录》之余论也”。此言暗寓批评之意，因为《学案》对于胡居仁《居业录》批评陈献章和禅学是不以为然的。《总目》则因张吉不受当时流行的学术与文学观念影响，而对其加以赞许。《古城集》提要云：“明至正德初年，姚江（王守仁）之说兴，而学问一变；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之说兴，而文章亦一变。吉当其时，犹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则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梦阳、何景明，而平正通达则胜之。”对于蔡清，《学案》谓其“平生精力，尽用之《易》、《四书蒙引》，蚕丝牛毛不足喻其细也，盖从训诂而窥见大体”，又谓“其释经书，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犹无与于学问之事者也”；《学案》提到蔡氏“极重白沙，而以新学小生自处”，但又指出蔡氏“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对蔡氏之学实有所不满。《总目》对蔡氏则多所肯定。《虚斋集》提要谓：“清学以穷理为主，笃守朱子之说。……然其《易经蒙引》，于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驳正，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达，与诸儒之党同伐异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虽不以藻采见长，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镂者所可几也。”
2.对崇仁、白沙学派之评论
吴与弼与薛瑄是明代前期的两位开宗立派的著名理学家，两人分别开创了“崇仁之学”与“河东之学”。论出生年份，薛瑄要稍早于吴与弼，但黄宗羲却是以《崇仁学案》居首，《河东学案》次之，这反映了他尊吴贬薛的学术倾向。
刘宗周对吴与弼就极力推尊，谓其“独得圣贤之心精”，“薛文清（瑄）多困于流俗，陈白沙（献章）犹激于声名，惟先生醇乎醇”（《学案》“师说·吴康斋与弼”）。黄宗羲对于吴氏的看法，基本上是秉承师说，谓其“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入作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对于世人诟病吴氏之语，黄宗羲一概为之辩解。如吴与弼曾为权臣石亨跋族谱，自称“门下士”，颇受时人诟病，黄宗羲认为吴氏若“不称门下”，“必不能善归”，此举不过是保全性命。从《康斋文集》提要看，《总目》虽然也指出：“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以尽没。”但在总体倾向上，对吴与弼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急于行道，躁于求名”，“出处之间，物论颇有异同”。吴氏《日录》屡记梦见文王、孔子、朱子，甚至记其妻亦曾梦见孔子，《总目》对此予以讥刺：“无乃其妻戏侮弄之，而与弼不觉欤！观其称‘随处惟圣人难学’，又称‘一味学圣人，克其不似圣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谓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
吴与弼的弟子中，名声最著者为陈献章、胡居仁与娄谅。陈献章另开白沙学派，胡居仁则基本恪守师训。《学案》对胡氏之品行盛加褒誉，称其“奋志圣贤之学”，“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但《学案》又引述周翠渠（瑛）之言，暗示胡氏之学虽得正路，但尚未“跻乎远大”，“若深造而未艾”。对于胡氏讥议陈献章为禅，《学案》颇不以为然，认为胡氏所谓“静中之涵养”，实即陈献章所谓“静中养出端倪”，二人实属“同门冥契”。《总目》虽不满于吴与弼，但对胡居仁却褒崇有加。《易象钞》提要云：“居仁之学，虽出于吴与弼，而笃实则远过其师。故在明代，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元渺之谈。”《胡文敬公集》提要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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