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浙中王门之评论

浙中王门是指浙江一带的王学传人，黄宗羲对其评价不高。《浙中王门学案序》云：“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钱德洪）、龙溪（王畿），此外则椎轮积水耳。”也就是说，浙中王门只有钱德洪、王畿二人可称杰出学者，余皆平平。

《学案》“钱德洪传”指出，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罗洪先“真阳明之的传也”，而钱德洪与王畿“亲炙阳明最久，习闻其过重之言”，“俱以见在知觉而言，于圣贤凝聚处，尽与扫除，在师门之旨，不能无毫厘之差”。尽管二人都稍稍偏离了师门之旨，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钱德洪）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在“王畿传”中，黄宗羲一方面批评王畿偏离师门，近于佛老，另一方面又肯定王畿对王阳明学说多有发明：“然先生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陆九渊）之后不能无慈湖（杨简），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慈湖决象山之澜，而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总目》于钱德洪《绪山会语》提要，只从《明史·儒林传》转引了几句评语，而这几句话实来自《学案》。对于王畿，两家之批评亦颇有相近处，只是《学案》对王畿有所肯定，而《总目》对王畿几乎是全盘否定。《龙溪全集》提要云：“畿传王守仁良知之学，而渐失其本旨。如谓虚寂微密是千圣相传之秘，从此悟入，乃范围三教之宗。又谓佛氏所说，本是吾儒大路，是不止阳儒而阴释矣。故史称其杂以禅机，亦不自讳。史又载畿尝言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不免干请，以不谨斥。盖王学末流之恣肆，实自畿始。《明史》虽收入《儒林传》，而称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云云。深著其弊，盖有由也。”

浙中王门弟子中，季本以博学称。《学案》谓其学“贵主宰而恶自然”，对其所谓“理者阳之主宰”、“气者阴之流行”之语有所批驳，但同时又认为季氏此说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其时同门诸君子单以流行为本体，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归于画一者无所事，此则先生主宰一言，其关系学术非轻也”。《学案》称誉季氏“闵学者之空疏，只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著书多达百二十卷，同时又点出其书舛误处，谓“此皆先生信心好异之过也”。《总目》对季氏《诗说解颐》颇加肯定：“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征引该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但于季氏他书，虽亦小有肯定，然以批弹为主。如《易学四同》提要云：“亦间有阐发。然其大旨乃主于发明杨简之易，以标心学之宗，则仍不免墮于虚渺。”《读礼疑图》提要云：“大旨主于轻徭薄赋，其意未始不善，其说亦辨而可听。然古今时势各殊，制度亦异，有不得尽以后世情形推论前代者，……盖本传姚江之学，故高明之过，其流至于如斯也。”《春秋私考》提要云：“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于二千余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乐律纂要》提要云：“本承姚江之学派，其持论务欲扫涤旧文，独标心得。至于论礼论乐，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虽不无可取，而大致不根于古义。”

浙中王门，亦有注重躬行或沾染朱学者。如阳明弟子程文德，初学于章懋，后改学于阳明。《学案》谓其“以真心为学之要，虽所得浅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实地也”。所谓“所得浅深不可知”，实暗示其未能深入师门宗旨。而《总目》却正因此点，对其有所肯定。《松溪集》提要云：“考文德自述，谓私淑王子，盖亦讲良知之学者。如寄诸生书，称‘古今圣贤之道，不违其心’。复王畿书，谓‘全真返初，以求放心’。跋阳明文录，谓‘明德新民，无外无内之疑于禅者，非是’。皆不免于回护。至其论学云：‘学问之道，必先立志，志既立，则行有定适，格致诚正，戒惧慎独，别其涂辙，学问思辨，自不容己。’是尚知以躬行实践为归。史称文德初从章懋游，后乃从王守仁，故与王畿辈之涉于禅悦者，差少异耳。”再如钱德洪弟子徐用检，《学案》称其“师事钱绪山，然其为学不以良知，而以志学”。《总目》于徐氏《三儒类要》提要，谓“是书汇录薛瑄、陈献章、王守仁语录，……其大旨亦与魏时亮同”。所说魏时亮之大旨，据魏氏《大儒学粹》提要，乃是调停朱、陆，谓“道无二，学无二，所至亦无二也”。又如王畿弟子张元忭，《学案》称其“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谈文成（王阳明）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恐于本体终未有所发明也”。《总目》于《不二斋文选》提要，对张氏特加称誉，谓其“与邓以讚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然皆励志潜修，躬行实践，以讚品端志洁，元忭亦秬矱俨然，无蹈入禅寂之病，与畿之恣肆迥异”。

2.对江右王门之评论

江右王门是指江西一带的王学传人。黄宗羲视江右王门为王学嫡派，《江右王门学案》小序云：“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王时槐）、思默（万廷言），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江右王门中曾承王阳明面教者，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其中邹守益受业最早，《学案》对其评价甚高，谓其学“得力于敬”，“夫子之后，源远而流分，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欧阳德受业亦较早，《学案》谓其“以讲学为事，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并谓“先生之所谓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独知为据，其体无时不发，非未感以前别有未发之时”。聂豹于王阳明晚年曾向其请教，王阳明殁后，始称门生。黄宗羲在《学案》“欧阳德传”中指出，聂豹与其他王门弟子为学宗旨颇有差异：“当时同门之言良知者，虽有浅深详略之不同，而绪山（钱德洪）、龙溪（王畿）、东廓（邹守益）、洛村（黄弘纲）、明水（陈九川）皆守‘已发未发非有二候，致和即所以致中’，独聂双江以‘归寂为宗，功夫在于致中，而和即应之’。故同门环起难端，双江往复良苦。”在“聂豹传”中，黄宗羲指出聂氏“看释氏尚未透”，而对其致良知之旨则力加辩护：“先生亦何背乎师门？乃当时群起而难之哉！”对于上述三人，《总目》之评论均极简略。邹氏《东廓集》提要云：“守益传王守仁之学，诗文皆阐发心性之语。”欧阳氏《欧阳南野集》提要云：“德之学，宗法姚江，故惟以提唱良知者为内，而余则外之别之云。”聂氏《困辨录》提要云：“豹之学出于姚江。”《总目》对王门后学多有批评，而对此三人不加褒贬，或其意略存肯定。

王阳明的私淑弟子罗洪先，深得黄宗羲称许。《学案》指出，“聂双江（豹）以归寂之说，号于同志，惟先生独心契之”。《学案》认为，罗氏颇得王学之真：“先生于阳明之学，始而慕之，已见其门下承领本体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功夫纯熟，而阳明进学次第，洞然无间。天下学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后得之真。其哓哓以师说鼓动天下者，反不与焉。”罗氏未及王阳明之门，然于所作《阳明年谱》中自称门人，《学案》对此加以解释，谓原本自称后学，后从钱德洪之言，改称门人。《总目》对罗氏之人品学问，亦略加称许，但对其为学宗旨却颇予指斥。《冬游记》提要云：“洪先宗姚江良知之说。是书乃其赴诏时取道金陵，与王守仁弟子王畿、王艮辈讲学语。所言性命学问，浸淫佛氏，沦于虚寂，并守仁本旨而失之。李贽诸人，沿而不返，遂至累及守仁，为儒者诟厉，其所从来者渐矣。”《念庵集》提要云：“洪先不及见王守仁，而受学于其乡人李中，中之学出于杨珠，故其说仍以良知为宗。后作守仁年谱，乃自称曰门人，不免讲学家门户之习。其学惟静观本体，亦究不免于入禅。然人品高洁，严嵩欲荐之而不得，则可谓凤翔千仞者矣。”

胡直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曾先后师事欧阳德及罗洪先。《学案》称其著书“专明学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疏通文成（王阳明）之旨”，并认为“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非二也”，因此胡氏之言“与文成一气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胡氏曾分辨儒释之别，认为两者的区别是：“释氏虽知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学止于明心，明心则虽照乎天地万物，而终归于无有；吾儒主在经世，故其学尽心，尽心则能察乎天地万物，而常处于有。”对于此说，黄宗羲“以为不然”，他认为“世儒之求理，与释氏之不求理，学术虽殊，其视理在天地万物则一也”。《总目》在《胡子衡齐》提要中也指出，胡氏“大要以理在心而不在天地万物，意在疏通守仁之言。然守仁本谓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而直乃谓吾心所以造天地万物，匪是则黝没荒忽而天地万物熄矣。是竟指天地万物为无理，与守仁亦不相合，未免太失之高远”。此点看法与《学案》相同。但对于胡氏辨别儒释之言，《总目》似表赞同，《衡庐精舍藏稿》提要在称引之后，谓“故其文章亦颇笃实近理，未至王学末流之诞放”。

江右王门后学，气节最著者，为邹元标，《学案》对其建首善书院讲学予以肯定，谓其学“以识心体为入手，以行恕于人伦事物之间、与愚夫愚妇同体为功夫，以不起意、空空为要致”。《学案》还指出，邹氏“于禅学亦所不讳”，“其所谓恕，亦非孔门之恕，乃佛氏之事事无碍也”，但又称其“摧刚为柔，融严毅方正之气，而与世推移，其一规一矩，必合当然之天则，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从佛氏来也”。《总目》对邹氏，是褒扬其气节，批评其讲学，对其学术亦有微词。《邹南皋语义合编》提要云：“元标以气节重一时，其立首善书院，卒酿门户之争，功不补过。其学亦源出姚江，不能一一淳实，然其人则不愧于儒者，故仍存其目于儒家焉。”《愿学集》提要云：“元标有祭诸儒文，自称甲戌闻道，盖是时年方弱冠，即从泰和胡直游也。其学亦阳明支派，而规矩准绳持之甚严，不墮二王流弊。”

邓元锡虽属于江右王门学派，然喜读书著述，而不喜心学。《学案》谓邓氏“就学于邹东廓（守益）、刘三五（阳），得其要旨”。邓氏“辨儒释，自以为发先儒之所未发”，《学案》认为其言“不过谓本同而末异”，与先儒之说并无不同。《总目》对于邓氏所著诸书，颇多讥贬，《三礼编绎》提要谓此书“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于是乎荡尽矣”。《五经绎》提要谓“其所诠释，多属空谈”。《函史》提要谓“其所叙述，亦仅类书策略之陈言，毫无所发明考订”。但对于其排斥心学，则加以赞扬。《明书》提要谓“考元锡之学渊源于王守仁，而不尽宗其说，当心学盛行之时，皆谓学惟求觉，不必致力群书，元锡力排其说，别心学于道学之外，其说固是”。《潜学稿》提要谓“其语录力辟心学，在当时尚为笃实”。

3.对南中王门之评论

南中王门是指南直隶一带的王学传人。王阳明生前及殁后，南中宣讲王学之风甚盛，王门弟子人数亦不少，但除另创泰州学派的王艮外，南中王门学者鲜有理论建树。

黄省曾是王阳明的及门弟子，曾作《会稽问道录》，其中数十条被采入《传习后录》，《学案》谓黄氏所记“往往失阳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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