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王门后学周怡，早岁师事邹守益、王畿，以气节闻名于世，《学案》称其“于《传习录》身体而力行之，海内凡名王氏学者，不远千里，求至印证，不喜为无实之谈，所谓义节而至于道者也”。《总目》之《讷溪奏疏》提要亦极称其为人：“平生触犯权倖，至再至三，困踣颠连，仅存一息，而其志百折不改，劲直忠亮，卓然为一代完人。”与周怡相反，曾师事欧阳德的南中王门后学薛应旂，因曾将王畿置于察典，被认为是逢迎首辅夏言，因而“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学案》特为其辩解，以为“其实龙溪言行不掩，先生盖借龙溪以正学术也”。黄宗羲之所以为其辩解，恐怕与“东林之学，顾导源于此”有关。《总目》对于薛氏《四书人物考》、《宋元资治通鉴》、《宪章录》诸书，均评价不高，但对于其沾染朱学，则颇为称道，《方山文录》提要云：“其学初出于邵宝，后从泰和欧阳德，德，姚江派也。又从高陵吕柟，柟，河东派也。故所见出入朱、陆之间，然先入为主，宗良知者居多。集中论学之语，互有醇疵，盖由于此。”薛氏在《识势论》中，曾谈到：“党锢兴而汉社屋，玄谈盛而晋室倾，清流浊而唐祚移，学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议论标致，不过起于一二人之猎胜，而其究乃致怨恶沸腾于寰中，干戈相寻于海内，而溃败不可收拾。”《总目》对此论大加赞赏：“若于七八十年之前预见讲学之亡明者，则笃论也。”

唐顺之亦以博学称，同时其文章、事功也有名于时。《学案》谓唐氏之学“得之龙溪（王畿）者为多，……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功夫”。对于唐氏的文章，《学案》颇为赞许，谓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总目》对于唐氏之博学，予以肯定，《荆川集》提要云：“顺之学问渊博，留心经济，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然考索既深，议论具有根底，终非井田、封建之游谈。”对于其文章，则极为推崇，《文编》提要谓“自正、嘉之后，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声价奔走一世，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荆川集》提要称其“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关于唐氏所著诸书，《总目》对于《稗编》、《武编》尚存肯定，但对其评点历史之作，则大加抨击。《史纂左编》提要云：“妄为升降，颠倒乖错之处，不可胜言。殆与李贽之《藏书》狂诞相等。乃贽书世犹多相诟病，而是编独未有纠其失者，殆震于顺之之名，不敢议欤？”《两晋解疑》提要云：“持论与所作《两汉解疑》相类，而乖舛尤多。如贾充一条，称‘秦桧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终；冯道和蔼温柔，故有长乐老之荣’。悖理殊甚。顺之学问文章，具有根底，而论史之纰谬如此。盖务欲出奇胜人，而不知适所以自败。前明学者之通病也。”

4.对楚中、北方、粤闽王门之评论

楚中王门是指湖广一带的王学传人。黄宗羲在《楚中王门学案》小序中，谓“楚学之盛，惟耿天台（定向）一派，自泰州流入。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道林（蒋信）、闇斋（冀元亨）、刘观时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据此，楚学实有两派，一为传承泰州学派的天台之派，但“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故黄宗羲将其列入《泰州学案》；一为以蒋信为代表的武陵之派，黄宗羲认为“道林实得阳明之传”。但“蒋信传”中，黄宗羲谈到，蒋信初无所师授，后师事王阳明，再后又师事湛若水，“是故先生之学，得于甘泉者为多也”。可见蒋信之学，主要得之湛若水，而非王阳明，很难说是阳明嫡传。对蒋信论学语，黄宗羲有所批评，谓其“论理气心性，可谓独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远之”。《总目》对于蒋信，则是批评其玄虚的一面，而肯定其笃实的一面。《道林诸集》提要云：“史称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其学得之若水者为多。又称其践履笃实，不尚虚谈。盖犹未尽入于禅者。卷末有附谈一则，……惝恍无凭，斯则末流放失，全入于二氏者矣。”《蒋道林文粹》提要云：“其文不事华藻，惟直抒胸臆，期于明畅而止。盖信尝从王守仁于龙场驿，后又从湛若水游，所重惟在讲学耳。”

北方王门是指河南、山东一带的王学传人。《北方王门学案》小序谓“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庵（孔晖）既无问答，……非二孟（孟秋、孟化鲤）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王阳明主试山东时，取穆孔晖为第一，故穆孔晖可算是王阳明的弟子。但据黄佐说，穆氏“虽阳明所取士，未尝宗其说菲薄宋儒”。黄宗羲对黄佐的说法极表反对：“既冤先生，而阳明岂菲薄宋儒者？且冤阳明矣。一言以为不知，此之为也。”但黄宗羲也指出，穆氏“学阳明而流于禅，未尝经师门之煅炼”。《总目》对穆氏的入禅倾向，予以严厉批评，《大学千虑》提要云：“是书就《章句或问》引申其说，中引《佛遗教经》以为儒释一本，可谓小言破道。其引隋智顗《法华文句解·分别功德品》及《大庄严经论》之说，以格量训格物之义，亦深为王士祯《池北偶谈》所讥。《明史·儒林传》附孔晖于邹守益传中，称‘孔晖端雅好学，初不肯宗王守仁说，久而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观是书良不诬云。”《学案》认为穆氏入禅是未经师门煅炼所至，而《总目》则认为穆氏入禅乃是笃信王学所致。

北方王门的尤时熙，曾师事江右王门的刘魁，《学案》谓其“考究阳明之言行，虽寻常謦欬，亦必籍记”。对于尤氏论学之语，黄宗羲有所批评，谓“先生既扫养出端倪，则不得不就察识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朱熹）晚年自悔‘缺却平时涵养一节工夫’者也，安可据此以为学的”？大概正是由于尤氏有近于朱学之论，《明史》称其“议论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总目》不同意《明史》的说法，指出：“今观其书，大抵以心为宗，……皆非圣人之言。犹是姚江末派，敢为高论者也。”张后觉曾受业于尤时熙，也算是受到王学影响的学者。《学案》引述了他的几段话，颇涉玄虚。《总目》于《宏山集》提要，批评“其学源出姚江，推阐弥深，而弥墮禅趣。……《教言》、《语录》皆窅冥恍惚之谈，动称颜山农，其宗旨可见”。孟化鲤亦曾师从尤时熙，《学案》谓其“所言‘发动处用功’及‘集义即乎心之所安’，皆师说也”，《总目》之《孟云浦集》提要谓其“讲良知之学，以无欲为宗，以慎独为本”。杨东明曾问辨于邹元标、冯从吾、吕坤、孟秋、耿定向、张元忭、杨起元等，《学案》称其“能得阳明之肯綮”，又谓“其学之要领，在论气质之外无性”，“可谓一洗理气为二之谬矣”。《学案》还指出，“而其间有未莹者，则以不皆善者之认为性也”。《总目》未言及杨氏之学术，对其品节加以称扬，谓“东明为礼科给事中时，正当万历间，朝政纰谬，东明多所建白”，“持论颇正而不激”。

粤闽王门是指广东、福建一带的王学传人。广东的王学传人，据《粤闽王门学案》小序，“岭海之士，学于文成（王守仁）者，自方西樵（献夫）始”。方氏虽为广东最早受业于王阳明者，但他于嘉靖初因进《大礼疏》骤贵，颇受訾议，学问亦无可称。《总目》评方氏《周易传义约说》“务在简明，然大抵依违旧说，不能别有发明”。《粤闽王门学案》小序还指出，王阳明开府赣州，粤地“从学者甚众”，然名多不彰，“乃今之著者，唯薛氏耳”。所谓薛氏，主要是指薛侃。《学案》本传谓“世疑阳明先生之学类禅者三，曰废书，曰背考亭（朱熹），曰涉虚，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浅于疑阳明者也”，“此无与于学问之事，宁容与之辨乎”？薛氏辨所不当辨，其对于阳明之学的领悟恐不深。《总目》对薛侃亦有微词，《图书质疑》提要谓：“其答问中所论格致、体用、虚实，及儒释之辨，皆守姚江良知之说。”《研几录》提要谓：“侃承姚江余绪，故屡称引良知之说。其《儒释辨》，谓‘世之疑先生之学类禅者三，曰废书，曰背考亭，曰虚’。侃一一辨之。黄宗羲《明儒学案》谓此浅于疑阳明者，皆不足辨也。况言元寂，言虚无，愈辨愈支，并王氏本旨亦为侃所累矣。”

福建的王学传人，据《粤闽学案王门》小序，“闽中自子莘（马明衡）以外无著者焉”，又谓“子莘立志勇猛，与郑善夫为古文，阳明曰：‘草木之花千叶者无实，其花繁者其实鲜。’”看来王阳明对马明衡的为学方法并不赞成。《总目》认为马氏《尚书疑义》“醇驳互存”，对于其人品则很表赞赏：“明人解经，冗滥居多。明衡是编，尚能研究于古义，固不以瑕掩瑜也。《明史》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考明衡当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后，于兴国太后诞节，诏命妇入贺，于慈寿皇太后诞辰，乃诏免朝。时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与朱淛力争，皆遘祸几殆，坐是终身废弃。可谓不愧于经术，更不必以门户之见，论是书之醇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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