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娄谅、魏校在学术上对师说变化稍大，《崇仁学案》小序指出：“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娄谅）、庄渠（魏校）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据《学案》本传概括，娄谅的为学宗旨是“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胡居仁对娄谅与陈献章同视并訾，“谓两人皆是儒者陷入异教去”，称娄谅穷理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短耳”。黄宗羲则认为娄氏之言“未尝非也”，并因王守仁曾从娄氏问学，认为“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由于娄谅遗文散失，《总目》对其无专评，但在夏尚朴《东岩集》提要中提到，“谅以勿忘勿助为敬，胡居仁、罗钦顺多讥其近禅”。魏校是胡居仁的私淑弟子，“其宗旨为天根之学，从人生而静，培养根基，若是孩提，知识后起，则未免夹杂矣”。《学案》谓胡居仁“工夫分乎动静，先生贯串总是一个，不离本末作两段事，则加密矣”，并称“聂双江（豹）归寂之旨，当是发端于先生也”，又云“先生疑象山为禅，其后始知为坦然大道，则于师门之教，又一转也”。看来魏氏之学颇近似陈献章。《总目》对魏氏著述颇多訾议，尤其对其欲行《周礼》于后世不满。《周礼沿革传》提要云：“夫时殊事异，文质异宜，虽三代亦不相袭。校于数千年后，乃欲举陈迹以绳今，不乱天下不止。其断断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谈三代，世即不目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论耳。”当然《总目》对魏氏也不是一概否定，《庄渠遗书》提要在指出其迂阔、纰谬后，又云：“然校见闻较博，学术亦醇，故是集文律谨严，不失雅正，考据亦具有根柢，无忝于儒者之言。”

白沙学派是由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开创的，《崇仁学案》小序谓“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吴与弼），当为别派”。《学案》将陈氏视为阳明心学的先导者，对之颇加崇誉。《白沙学案》小序云：“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本传又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王守仁）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蕴，同之者固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对于所谓陈学近禅的说法，黄宗羲坚决反对，认为陈氏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在《学案》“张诩传”中，黄宗羲又指出：“白沙论道，至精微处极似禅。其所以异者，在‘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而已。禅则并此而无之也。奈何论者不察，同类并观之乎！”《总目》对于陈氏，虽不否定其为豪杰之士，但又屡讥其学近禅。《白沙集》提要云：“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颇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毁誉亦参半。……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白沙学案》小序对此派后学也赞誉有加，谓“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然观所列此派后学，在学术上实鲜有造诣深者。陈献章弟子中，为学宗旨与之较近者为张诩，《学案》引述陈氏之言，谓张诩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并称“观此则先生之所得深矣”。《总目》于《白沙遗言纂要》提要，则批评张氏之学比白沙更加近禅：“献章之学，当时胡居仁、张懋等皆以为禅，诩溺禅尤深，即献章亦颇訾之。”陈献章另一弟子贺钦，对陈氏虽极尊崇，但据《学案》，他曾言“吾人之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谓本然者而已”，与陈氏为学宗旨颇异。《总目》之《医闾集》提要也指出：“钦之学出于陈献章，然献章之学主静悟，钦之学则期于反身实践，能补苴其师之所偏。……故集中所录言行，皆平易真朴，非高谈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诸奏疏，亦无不通达治理，确然可见诸施行。在讲学诸人之中，独为笃实而纯正。文章虽多信笔挥洒，不甚修词，而仁义之言，蔼然可见，固不必以工拙论也。”陈献章三传弟子史桂芳，《学案》称“其学以知耻为端，以改过迁善为实，以亲师友为佽助。若夫抉隐造微，则俟人之自得，不数数然也”。可见其论学比较笃实。《总目》于《惺堂文集》提要，一方面称史氏“文章颇朴实，不为虚渺之谈”，另一方面又对其宗旨接近心学不无微词：“桂芳与罗汝芳、耿定向讲学，其语录称诵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谁画先天样子来，碧玉楼中闲隐几，十千川绕又山回’之句，为数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见。”

3.对河东、三原学派之评论

与推尊吴与弼适成对比，刘宗周对薛瑄被推尊为一代大儒颇为不满：“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间言，非以实践之儒欤？然先生为御史，在宣、正两朝，未尝铮铮一论事；景皇易储，先生时为大理，亦无言。”“然先生于道，于古人全体大用，尽多缺陷。”（《学案》“师说·薛敬轩瑄”）黄宗羲不像乃师那样太过否定薛氏，《学案》援引薛氏不肯与三杨、王振交结等言行，说明薛氏是讲求气节的；同时，又引述他人非议薛氏之言，认为薛氏“尽美不能尽善”。对于薛氏的学术，黄宗羲也是既有肯定又有疑问。他指出，“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薛氏“以复性为宗，濂洛为鹄，所著《读书录》大概为《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然多重复杂出，未经删削，盖惟体验身心，非欲成书也”；他还指出，“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黄宗羲之意，实际上是说，薛氏传世的文字，缺乏对心性的深入探讨与领悟。黄宗羲对薛氏以日光与飞鸟喻理与气之关系、以物与镜喻理与心之关系，也不同意，认为是“二之也”。《总目》对于薛瑄，则予以充分肯定，如前所述，在为曹端诸书所撰提要中，屡屡提及薛氏，认为“明初理学，以（曹）端与薛瑄为最醇”。在《薛文清集》提要中，又褒扬说：“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对于《读书录》，《总目》认为“其书皆躬行心得之言”。

黄宗羲在《河东学案》小序中指出，河东学派在传衍过程中变化不大，“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总目》对于此派后学之著作亦评论不高，如谓王鸿儒《凝斋笔语》“大抵皆掇拾旧说”，李锦《次麓子集》“多掉弄笔墨，无所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派中化出的“关中之学”。“关中之学”是从薛瑄的再传弟子周蕙开始，而关学的集大成者，是周蕙的再传弟子吕柟。《学案》对吕氏人品颇为称许，但对其学术则评价不高，谓其学“以格物为穷理，及先知而后行，皆是儒生所习闻”。吕氏不满于王守仁良知之说，认为“圣人教化每因人变化，未尝规规于一方也”，黄宗羲以为“良知是言本体，本体无人不同，岂得而变化耶”，指责吕氏之说“非惟不知阳明，并不知圣人矣”。《总目》对于吕氏的经学著作，大多亦有微词。如称其《尚书说要》“大抵皆推寻文句，虽间有阐发，亦皆以私意揣摩”；《礼问》“多循旧义，少所阐发”；《春秋说志》“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但是，对于吕氏的学术，《总目》颇为推许，尤其赞扬他斥责王守仁良知之说。如《泾野子内篇》提要称“柟师事渭南薛敬之，其学以薛瑄为宗”，“其践履最为笃实，尝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观于所言，可谓不失河津之渊源矣”；《泾野集》提要称“柟之学出于薛敬之，敬之之学出于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朱子钞释》提要称吕氏谓“陆氏终近禅”，“则是非之辨，亦未尝不谨严矣”。

从关学之中，又衍出三原学派。《三原学案》小序云：“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三原学派的创始人为王恕，《学案》称其“志在经济”，对其学术评价不高，谓其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至于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总目》的看法与《学案》相似。《石渠意见》提要云：“其书大意以《五经》、《四书》传注列在学官者，于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诠解而笔记之，间有发明可取者，而语无考证，纯以臆测武断之处尤多。如谓《左传》为子贡等所作之类，殊游谈无根也。”《玩易意见》提要谓“其说颇自出新意，然于文义有不可通者，辄疑经文有伪，殊不可训”。《王端毅文集》提要谓其文“平实浅显，无所雕饰，如其为人。乔世宁序称当时以为其文无假英藻，而质厚有余，不务以闳辨，而归准于躬行”。

《三原学案》小序谓王恕“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从该学案所列各传看，该派后学人品气节皆能卓立于世，但学术思想却少有建树。该派学者中只有韩邦奇堪称博学，《学案》引述门人白璧之言以称之：“先生天禀高明，学问精到，明于数学，胸次洒落，大类尧夫（邵雍），而论道体乃独取横渠（张载）。少负气节，既乃不欲为奇节一行，涵养宏深，持守坚定，则又一薛敬轩（瑄）也。”《总目》于韩氏也极称其博学。《苑洛志乐》提要云：“史称邦奇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所撰《乐志》，尤为世所珍，亦有以焉。”《苑洛集》提要亦云：“当正、嘉之际，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方用其学提倡海内，邦奇独不相附合，以著书余事，发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于古人，而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故其征引之富，议论之核，一一具有根底，不同掇拾浮华。……其他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盖有本之学，虽琐闻杂记，亦与空谈者异也。”

二、对阳明心学及王门各派之评论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学案》对于这一学派的兴起及流衍，进行了详细记述和评论。

刘宗周为阳明学派之后学，对王氏极为推崇，黄宗羲继承了乃师的看法，对王阳明评价甚高。《姚江学案》序云：“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攀龙）云：‘薛敬轩（瑄）、吕泾野（柟）《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黄宗羲看来，阳明之说本无玄虚之处，后学歪曲了阳明本意：“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像。”黄宗羲还力驳心学近禅之说，于《学案》“王守仁传”中指出：“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止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为绝异。……先生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对于王阳明这样一位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总目》在王氏本人的著作提要中评论极少。《王文成全书》提要极简略，且只称其事功、诗文，而不及其学术：“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在《阳明乡约法》提要中，则讥王氏乡约法不合时宜：“其法有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诸人，已极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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