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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种文学史线索观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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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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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也由于中西交往更多的需要了解实用知识而非抽象学理，因此是“商人的／英国的／注重民俗和求利的中国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能够说那种“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如果中国成为了世界强国，其他国家要想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则“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也许更能够派上用场。
在人们讨论文学史的动力源时，是从“过去——现在”的逻辑来立论的。即认为现在的文学是在过去文学的影响下生成的，同时，过去又不是一个明确的存在，它往往有赖于人去设定。这种设定的思路是依循“现在——过去”的路径回溯的。如何看待现在决定了人们会如何看待它的过去。各种不同的批评模式有着不同的思路。原型批评是从现在的文学中看到了过去思想的映现，它是向后看的眼光；俄国形式主义则看到了文学在求新弃旧过程中，人们对于新奇表达的青睐，它是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法国的文学社会学派看到了文学荷载着民族文化的因子，普列汉诺夫则看到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或隐或现地体现了该社会发生支配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前者突出了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后者则强调了文学的世界性、共同性。对于文学的信念不同，就会对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上体现差异。
文学史的线索梳理可以有多样性。其间确实有正误之分、优劣之别，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文学”这个语汇中，其实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对象，而且神话、宗教、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礼俗和交往规范都大量地渗入其中，即使静态地分析也有难度，何况还要历史地动态地把握！远古先民的文学与今天文化工业推出的有着明显商业运作痕迹的文学之间、古希腊的乐天派文化酝酿出的文学，同日本基于“义理”耻感文化发酵出的文学之间，也许其中差异还要多于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因为它们都被所处文化认定为文学，所以才被人们挪入到同一系统看待；这种系统的相同就容易遮蔽它们真正的有着差异的性质。佛克马和易布思在论著中指出：“惯例或套式在文学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它们不遵从简单的逻辑。如果里塞尔的论断是正确的，即‘构成艺术品的形式、秩序或结构的规律，本质上是非逻辑的，它更接近于自然过程或生命过程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完全依赖于研究文学通则和以此为根据的逻辑推理了。”［4］文学史研究上的各种线索观，其实都是依循着一种假定来概括文学演变过程，找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实际的文学史线索可能千头万绪，并不就范于一个简单的模式。
其实一些明显而单纯的现象也可能出现认识的歧义。譬如，现代性问题现在是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密切关注的题域，其中的一些事实应该是具有共识的，然而细致思考也会发现有些假设需要重新检视。例如现代性的多种表现形式就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说欧洲以及美国代表了现代性的社会状况，那么前苏联难道不是？在罗马俱乐部的评估报告看来，虽然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集团之间势同水火，有时关系会紧张到发生战争的地步，但是这样两个社会都是坚信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值得赞许的，并且作为政府设计的主要依据。因此，亨廷顿提出了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观点，他指出：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5］
亨廷顿这里的说法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他自己想开列这样一份地图，这样一份地图是关于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的国家关系和政治走势的示意图。他是预先为可能出现的误差留下辩解的余地。
回到文学史线索观话题。每一种文学史线索观都可以从自身体系出发，或多或少地发掘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它也就使得人们乐此不疲。而这种从特地角度入手的研究虽然有偏狭的可能性，倒也方便提出独到见解，这样就比简单的认为线索芜杂难以论断的立场，有更多取得研究成果的机会。基于前人观点的片面性，可以给后人提供改进的空间，又基于从特地视角可以对文学史有新的见识，这又诱使人们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应该自觉掌握前人建立的两种文学史线索观，但是这种掌握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或是思想的成果，它只是提供一种启迪、参照、进行新的思考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作新的探索努力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们的重要价值，可是也应该明白这些东西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新的创造的收获，也许就在对过去思想作出总结之后才能得到。
［1］ 参见张荣翼《试析文学史的自律论模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1。
［2］F.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20页。
［3］秦晖：《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见《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 佛克马和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第9页。
［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新华出版社1998年。见读书网“思潮与哲学”栏目，网址：http://readbook.com/post.php?dir=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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