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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到“文艺学”——１９４９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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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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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外文系教师稍分散，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和钱钟书都教过“英文读本”。
1934年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他认为中文系的职能是：“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为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及批评方面做工夫的人还少。”虽然有所提倡，但最终没有成为主导方向。当时中文系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组。在文学组的课程设计中，第一年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学生得各选其一，所占学分最高，为八个学分，第二、三年开中国文学史。在第四年的选修课中也是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散文、新文学研究等为主。另外有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心理学。
作为一种新学科的“文艺学”，最初在中国大学里传播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用外来理论解释本土文学；第二是直接以日本和欧美文学为分析对象。可惜中国的“文艺学”没有能以这样的方向发展，1949年以后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不但偏离了中国固有的“文学史”传统，而且也偏离了上世纪20年代以日本和欧美文学理论为主的方向，最后转向了苏俄文学理论，完成这个转向的关键人物是以群。
1937年6月，以群、楼适夷同时翻译了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此书在1949年前后多次再版。1952年，以群在“重版后记”中说：“本书译于抗日战争之前的1937年春；1940年曾经一度修改。现在的纸型是根据那时的修改重排的。”以群说他的译本是根据熊泽复六的日译本转译的。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出版于1931年，是当时比较风行的文学教科书。以群说：“作为文学教科书，这大概还是草创的第一本。”1939到1940年间，巴人出版了《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1949年此书以《文学初步》为名出版。巴人在“后记”中说：“全书的纲要，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因为在它提出的各项问题，确是最基本的问题。然而我或者把它扩大，或者把它缩小，而充实以‘中国的’内容。特别应该指出的，我有三处是涉及于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即为中国文学观点之史的发展，中国文学的流派，中国文学之民族形式的检讨。在这里，有我自己的对于中国文学的分期法和各流派的意见。”据巴人说，写这本书时得到过郑振铎的很多帮助，特别是在参考书方面。
1949年前，受苏联文艺学影响较重的是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此书虽然在香港出版，但作为一本大学教程，它所开创的体例为后来文艺学的中国化所模仿。本书的第一版完成于抗战时的贵州，是作者在大夏大学教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1950年，任白涛翻译了苏联文艺学教授蔡特金的《文艺学方法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无论是译介还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努力和探索，基本还都是自觉的学术追求，尽管这些作者本人是著名的左派人士，但并不失学者本色，包括在此前后出版的蔡仪《新艺术论》，作者个人的风格还是非常明显的。越往后发展，中国文艺学著作中个人特色逐渐消失，到“文艺学”作为中国大学学科的地位确立后，很少有学者再能写出具有个人风格的此类著作。
1949年以后，“文艺学”作为课程，较早进入大学中文系。1949年，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向华北各地高校下达《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将“培养学生对文学理论及文学史的基本知识”，视为中国文学系的任务之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就选出了‘文艺学’和‘中国文学史’作为系里的两门重点课程。”
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1949年后中国大学的科系设置，相当多的方面不是延续原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习惯，而是延续延安的高等教育习惯，具体讲就是由延安马列研究院、华北联合大学及北方大学到华北大学这一体系，因为当政权转换时负责接管原来大学及文化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以华北大学第三部及研究院的教授为主，如钱俊瑞、李新、艾思奇、丁易、沙可夫、江丰、李焕之等，华北大学的第三部就是负责文艺工作的。具体到文艺学这一学科来说，早年在延安马列研究院的周扬就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1944年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出版后，基本确定了中国文艺学后来的发展方向。1949年，华北大学第三部负责编印《苏联文艺问题》，并在前言中指出：“相信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会有启示作用，对于我们的文艺思想的建设，会有重大帮助。”
戴燕在她的研究中认为，中国文学史“始终是在按照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课堂教学形态，建构一套特有的经典系统和理论体系，养成一种特有的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并创造出当代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意识，从而融入到当代教育体制中去的”。她对“文艺学”课程设置的评价是：“解放后的中文系，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
1952年，《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被介绍过来，这是一本较为集中介绍当时苏联主要文艺学问题的报告集。译者前言中说：“我们认为这几篇报告，能给我国文艺学家、文艺工作者以及一般爱好文学的同志们以很大的帮助，使我们更深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进一步认识苏联文学。”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关于苏联文艺学的信息被介绍进来，特别是到了1955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文学与文艺学”的条目单独翻译出版，辞书是确立学科地位的一个重要评价尺度，一门学科历史地位的获得，辞书中条目解释，常常具有经典作用。在“文学与文艺学”的解释中，确立了毛泽东、鲁迅和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历史地位。辞书撰稿人认为：“在中国，毛泽东的论文和演讲，对于中国的唯物论文艺学的形成起着莫大的作用。毛泽东，定下了创造真正民族的、吸取了过去丰富文化遗产的文化这个任务，提出艺术作品评价的两个标准：政治性的标准和艺术性的标准，两者合成不可分离的统一。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作家们正确地描写新与旧的斗争、作新生活的积极的建设者。鲁迅（1881—1936）认为文学乃是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的著作和郭沫若（生于1892年）的著作，对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先后提供了莫大的贡献。”中国文艺学后来的发展（包括文艺理论、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大体没有越出这个标准。
传统的改变并不可能突然发生，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断裂常常是因偶然事件加速的，这就是“吕荧事件”的发生。
1951年，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张琪给《文艺报》写信，揭发他的老师吕荧讲课有问题，随后引发了1951年11月10日《文艺报》“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文艺报》在《编辑部的话》中指出：“从这些来信里可以看出，现在有些高等院校，在文艺教育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有些人，口头上常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和语录，而实际上却对新的人民文艺采取轻视的态度，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不足，甚至随便将错误理解灌输给学生。”《文艺报》以此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关于建立新的“文艺学”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文艺报》共收到全国各地28所高等学校的来稿和来信300件左右。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从此以后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必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为基本原则；第二，作为一种新制度，“文艺学”成为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新课程。
当时对中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现状的基本判断是：一种是讲授的人懂得一点马列主义条文，有一点新东西，但不联系实际，自以为很“高级”，实际是旧的学院派思想在作祟，认为文艺是一门专门性的学问，可以不必管什么现实运动。第二是讲授的人马列主义修养很差，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几本。因此名义上似乎是教新的文艺学，内容其实还是旧的一套。最后一种情况是新的没有，旧的也很差。最根本的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连基本的理解也没有。大家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通过具体的材料，将其中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观点，对新的人民文艺的轻视态度，不负责任地宣讲着的错误文艺理论以及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残余，进行严正的批判。
1952年第8号《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记者对这次讨论的述评《改进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算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从思想上来分析，目前高等学校文艺院系的教师们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是从左翼文学运动中培养出来的进步作家、理论家。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的贡献。但因为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长期来很少接触实际。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之中，有的随时代前进，虚心踏实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党的教育下，成为今天高等学校文艺院系的骨干；有的则始终留恋自己‘王国’，背着进步包袱不肯放下，以为自己已经很精通马克思主义，满足于一些概念的刻板的条文与知识，因而逆水行舟，进步迟缓，甚至于进步少退步多。另一部分是治学多年的旧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很有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有其旧阶级意识和旧思想的限制。两年多来，有些人已能逐步地运用新的观点重新整理过去的知识，但仍然有些人迷恋故纸堆，欣赏那些充满封建意识的‘国粹’，排斥新的文艺。还有一部分人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一贯地只承认西洋文学史中的一套，认为那是惟一的‘正统’。对于中国的一切，他们不屑于研究，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他们讲流派，讲文学史的发展，讲伟大的作品，只知从希腊罗马开始，甚至用现成的外国教科书。此外，也有一些教师是市侩，他们过去是色情和低级趣味的贩卖者。今天在课堂上，常常兴之所至，就要想贩卖那一套，还有一些是过去的反动文人。”
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文艺报》特别强调：“思想改造是我们改进教学工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教师们因为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使得自己的工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和青年学生的要求的根本原因。因此，所有的教师们，应该以清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毒害，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的工作。”而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建“文艺学”这门课程。《文艺报》文章说：“就以‘文艺学’这门课程来说，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它的任务是‘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作为培养未来的文艺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要使得这个要求能够实现，就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以研究目前文艺方向及文艺创作、文艺运动与文艺批评为主要内容；就需要我们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原则，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刻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能完全照这样做。教师们有的维持既定‘系统’，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文献竟被忽视，或只是作为附件，略提几句。”《文艺报》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高等学校中国语文系的课程大多是新开设的。这些课程，尤其是‘文艺学’，主要地要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求教师们对这些课程从研究现实问题入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周扬领导下开始了中国大学文科统编教材工作，对于“文学概论”，周扬甚至给出了体例。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1963—1964年间分上下两册出版，同时启动的由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到1979年才完成出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大学流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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