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领导人不顾亚洲邻国的反对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错误的历史观决定的，而且是由他们自欺欺人的所谓日本宗教文化特殊论所自我误导的。文章侧重从日本宗教文化的角度，对靖国神社问题及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精神构造加以剖析。 
【关键词】 靖国神社/日本文化/日本宗教/日本政治

    　　　　一、靖国神社问题与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1869年建立了东京招魂社。1874年日本首次出兵台湾，1879年霸占琉球。同年，在明治天皇倡议下，东京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从此，靖国神社中祭祀的主要是日本对外战争中的阵亡者，成为日本军部动员侵略战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当时，日本的神道被升格为凌驾一切其他宗教之上的所谓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作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所特有的宗教设施，其宗旨是将“为国捐躯之人”集体供奉为“靖国之神”和“英灵”，永久祭祀，“万代显彰”。
    甲午战争后，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曾于1895年11月14日写道：“必须给阵亡者及其遗族最大之光荣，使其体会到战死沙场之无限幸福”。为此，“恳请大元帅陛下作为主祭者亲临现场（笔者注：靖国神社），颁布勅语为死者功勋显彰，告慰其英灵，并招待全国的阵亡者遗族，赐予他们亲临现场之殊荣”。（注：转引自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孙卫东、徐伟桥、丘海永译，张碧清校，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8月版，第12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下简称“二战”），靖国神社曾作为军部设施直接隶属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靖国神社的主持人——“宫司”曾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亲自担任。当时，靖国神社作为军国神社确实发挥过麻醉和刺激日本国民参战的精神鸦片作用。截至2002年10月，靖国神社合祀着2466427个亡灵（注：靖国神社内没有亡者的骨灰或牌位。所谓合祀，是把新亡灵的名字载入“霊璽簿（灵玺簿）”，进行招魂后，使亡灵统一到靖国神社正殿，即完成入灵合祀仪式。合祀仪式通常在每年秋季大祭（10月17—20日）的第一天举行。“霊璽簿”平时存放在靖国神社正殿后面的“霊璽簿泰安殿”内。），其中死于二战期间的占94.8％，包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部分台湾原住民和韩国人，而大多是侵华日军亡灵。
    二战后，靖国神社的性质发生一定变化。随着日本国家政体的变化，军国主义遭到日本人民的唾弃，根据战后日本宪法的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从此，靖国神社不再享有受国家管辖的特殊地位。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恢复靖国神社在历史上的那种特殊地位。一些人为绕开违反宪法之嫌，宁肯把神道说成是日本的习俗和文化而非宗教。自民党从1969年至1974年先后五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企图通过排除宗教性，把靖国神社作为“特殊法人”来实现“国营化”，但均被否决。于是，他们便企图通过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使其制度化，以实现既定政治目标。1978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永野修身、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冈洋右、东乡茂德、白鸟敏夫等14名日本甲级战犯，经厚生省批准被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霊璽簿”，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便引起日本国内更大争议和邻国强烈反对。以上便是所谓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和由来。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邻国人民的感情，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症结。针对来自中国等亚洲邻国的谴责，日本一些政客和官员总是强调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日中两国的生死观不同。他们的说辞是：中国人认为如果生前做坏事，死后应遭唾骂。杭州岳庙前谋害岳飞的奸臣秦桧跪像就是典型，而日本人则认为“人亡不究魂之过”，在日本文化习俗中亡灵是不分善恶的。他们还列举日本人曾为足利时代的逆贼楠木正成等人建立神社，为入侵的元朝军队将士立碑，为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立碑等等，以作论据。[1](P40—45) 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瓦力等人宣扬，日本的观念是“死者不鞭尸，不挖墓”。他甚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日本人承认灵魂的存在，与慰灵和镇魂相伴而生”；“在靖国神社祭祀英灵，是根据日本古来习俗——祖灵信仰、御灵信仰，已成为日本文化”；“为战死将士慰灵表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礼仪”；“作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2](P24—31) 这种说法，完全不顾日本帝国曾经与纳粹德国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史实，毫无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之意。
    上述说法目前在日本一些人中仍相当流行，听起来似是而非，实则根本站不住脚。日本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善于吸收他国文化之长，同时保留自身的传统特色。从历史沿革看，靖国神社并不等于日本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而只是在明治维新后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国家神道的产物，曾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日本政府便谎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习俗，迫使所有日本人都来尊崇。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一些人不仅不痛改前非，反而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当年的军国主义邪说，用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来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辩解。岂不知，这只会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增进国际理解，反而会加深国际误解，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使人感到日本传统文化就是军国主义文化。其次，所谓“亡者皆成佛”之说，很容易使人感到日本的宗教文化习俗对生者是没有约束的，无论犯罪还是加害于人都无所谓，反正“人亡不究魂之过”。
    　　　　二、日本宗教文化中对亡魂有善恶之分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到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4年），神道教发展为皇室和国家一级有组织的宗教。[3](P112) 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日本的国教。二战后，神道教失去了这一地位，成为日本国民可以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日本人每逢新年在各地神社参拜已成为传统习俗。统一的参拜形式是“两拜——两拍手——再一拜”。据说“两拜”表示对“神”的拜谒，“两拍手”表示接受“神”的回应，“再一拜”表示对“神”的感谢。
    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解释，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两种，即“和魂”与“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镇魂”，祈祷“荒魂”转化为“和魂”。[4](P612) 此外，关于天皇家族还有所谓“尊灵”、“圣灵”之说。在“御灵信仰”中，“镇魂”是侧重于镇慑“荒魂”，而“慰灵”则是源于对“祖灵”的慰籍。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家庭祖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在古代，作为日本民间的“祖灵信仰”，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先祖之灵将与“祖灵”融合，往来于现实，随时注视呵护着子孙。日本所谓新年的“年神”即是“祖灵”的化身。现代日本社会受佛教影响，葬礼通常更重视追悼家人，“祖灵”的意识相对淡化。
    日本关于“神”的概念也分两种，即“善神”与“恶神”。[4](P616) 前者是与“和魂”、“祖灵”相通的平安之神；后者则是与“荒魂”、“怨灵”，即因战乱、瘟疫、灾害等丧生者之灵相通的鬼怪幽灵。在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中，给人间带来灾害厄运的“恶神”包括所谓“厄病神”、“贫穷神”等，它们都是作为“荒魂”而存在的，必须通过某种“镇魂”仪式才能驱邪免灾，日本称为“镇送攘灾”。这是因为，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中，通过镇祀，“恶神”可以被驱逐出现世，转化为“善神”或“福神”。例如，日本民间认为，瘟神之最的“牛头大王”得到祭祀后即可送瘟神，成新神，发挥避免瘟疫的“灵力”。日本的“祀园祭”也是源于在海边驱除“恶神”的民间习俗。同样，如果对“祖灵”、“福神”的祭祀有所怠慢，它们就会变为“怨灵”、“恶神”。[4](P618) 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辩证思维与日本宗教观念相结合，多少反映出日本人为何要祭奠“荒魂”、“恶神”的思维逻辑和内心世界。
    日本宗教文化对亡灵历来有所区分。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明确指出：“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造得更大。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祖坟修建得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梅原猛指出：“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5](P72—78) 因为根据日本的传统，若不祭祀对方的战殁者，其亡灵就会变为“怨灵”而作祟于现世。
    即便是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承认，日本宗教观念和祭祀场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自所谓“御灵信仰”的“镇魂”，即日本人相信人亡之后有灵魂，由于担心敌方亡灵作祟带来灾祸，为了转祸为福而设立的“镇魂”祭奠场所。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所进行的祭祀，不等于把祭祀的对象作为值得纪念的英烈。第二类是所谓“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的祭奠场所。靖国神社便属于这一类。[1](P40—45) 图1也许可以反映出这种比较特殊而复杂的宗教文化观念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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