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 |
 |
时间：2009-8-8 16:46:20 来源：不详
|
|
|
nbsp; 就主动给敌军阵亡者建墓立碑这一点而言，中日之间的确有所不同，但并不等于日本对亡灵不分善恶。从历史上看，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明治政府为祭祀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的“英灵”修建的，靖国神社的正殿只祭祀为日本政府作战而丧生的特定军人和军属等。当时日本内战中属于德川幕府阵营的战死者是被排斥在外的。在西南战争中对抗过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也未被放入靖国神社祭祀。另外，二战期间因临阵脱逃而遭枪决的日本官兵的亡灵，也不能作为靖国神社的“英灵”来供奉。[6](P97—103) 在靖国神社院内， 靖国神社正殿的旁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镇靈社”。“镇靈社”是1965年创建的，其中不分国籍地供奉着正殿中没有供奉的世界各地战争阵亡者的亡灵。它或许体现了日本传统神道中“镇魂”的观念。这说明靖国神社本身就没有对死者一视同仁，而是有严格区别的。日本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靈璽簿”，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正殿，显然是要把他们作为“为国捐躯”的“英灵”来显彰。这除了体现着日本战前的价值观、战争观和历史观之外，难道还能做其他任何解释吗？
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曾计划另建悼念设施，以取代日本领导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但遭右翼势力反对而搁浅。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恳谈会”报告明确提出：“在损害日本和平与独立、违反国际和平理念的人之中，即便出现死者，也不能成为这一设施中追悼的对象”。[7](P20—22) 这再度证明，即使是现在， 日本对故去之人照样是有敌我、善恶之分的。
由此可见，上述瓦力先生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死者不鞭尸，不挖墓”的说法只反映了日本文化宗教中对“荒魂”、“恶神”也要祭祀，即“镇魂”的观念，但若用来说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却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靖国神社迄今只有130多年的历史，它通过国家神道等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灌输， 似乎已使几代日本人的观念脱离了真正意义上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在笔者迄今接触的日本人当中，包括80多岁的退休教授等文化人都不知道神道的观念中还有“善神”与“恶神”之说，当然也不可能正确读出这些日语单词的发音。这说明，正是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阻断了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如今，一些人出于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需要而把靖国神社鼓吹为“传统文化”并继续误导民众，这难道不是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亵渎吗？看来，日本要解决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历史认知问题，也许需要来一场“文化维新”，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进行再认识，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余毒。
三、日本传统宗教文化没有靖国神社的位置
日本人受佛教和神道的影响，对灵魂有特殊的观念，并敬畏祖先。日本农村家庭中80％以上、城市家庭50％以上设有佛龛或佛坛，祭祀去世的父母先辈。日本人平时出远门、回到家中或有什么大事，总习惯到佛龛或佛坛前，合掌闭目，与故去先祖做心灵沟通并求保佑。日本《家训》一书中称：“怠慢了先祖，先祖之魂灵将作祟，使各种灾害不断，身、家、子孙都面临危险。”（注：《伊势贞长家训》，第一劝业银行经营中心编：《家训》，东京：中经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转引自李卓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要避免灾害，只有“不怠祭之”。“尊敬祖先是我国风之美所在”，“故一家大事必先奉告祖先而后行”。（注：转引自李卓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战后初期，柳田国男在《先祖的话》一书中教诲日本人：“日本历来最深层次的宗教感情是死者在国家周围守候，盯着生者。生者对死者，无论作为国家、自治体、还是家庭，都要每年反复祭奠、安抚。特别是有许多没有子孙而亡的年轻人，这些人的灵魂如果只托付家庭祭奠，早晚会绝迹，由于没有人祭奠，所以必须考虑其他途径。这对于日本文化的持续，是无比重要的”。（注：转引自森田次夫《从遗族看靖国问题》，载《自由民主》（月刊）2002年第8期，第32—39页。）
然而，这并不等于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也不等于日本人必然会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由于，靖国神社只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传统的产物，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没有直接的关系。日本传统神道的宗教信仰是一草一木皆为神，只是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才形成“国家神道”、“靖国神道”的。它与明治初年日本的“废佛毁释”，即排“佛”崇“神”有关。当时，连古代空海大师完成的佛神合一的“修验道”也受到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把国家和天皇奉为神的国家神道。这种日本近代的“国家神道”来源于统治集团发动对外战争的政治需要。二战后，国家神道遭到彻底否定，而小泉首相上台后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尽管日本有识之士反复规劝小泉，促使其了解何为日本宗教传统，但小泉根本不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被日本知识界名流视为“战后最差的首相”。[5](P72—78)
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只是在自己家中祭祀先祖，根本不理靖国神社，包括战争遗属在内的部分日本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例如，日本和平遗族会的成员就痛恨夺去他们父兄生命的日本军国主义，反对首相参拜并再度把靖国神社作为凝聚日本民族认同的政治工具。在日本国内，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从未止息。《朝日新闻》等媒体对小泉参拜便持批评态度。日本一些民众接连状告小泉首相“公式”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部分日本人把在靖国神社祭祀自己的父辈看作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共、社民党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表示，他不赞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因为来自中、韩等国的外来压力，而是他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不应该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地方，他不赞成靖国神社的战争观。（注：参见日本记者俱乐部主持的“党首讨论会”纪要，《朝日新闻》2005年8月30日第13版。）最近，日本执政党内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呼声也在高涨。一些人主要是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强调首相今年不应参拜。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表示，若小泉首相坚持参拜，将影响联合执政的基础。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等人也奉劝小泉首相停止参拜。甚至连一些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例如，遗族会会长古贺诚等人也表示希望小泉首相慎重行事。
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眼睛更是雪亮的。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便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既不是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文化，完全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手中的一张“政治牌”。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以来才有的，它不属于日本国民，不属于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的文化，只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作秀。靖国神社不仅制造了假神，崇拜战争，造成宗教上的混乱，而且篡改历史，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神社内供奉的246万多尊所谓“神”，还有战后受到审判的1068个战犯，都是在一系列非正义的战争中为天皇、财阀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卖命而死的人，岂能把他们偶像化、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呢？尤其是神社内的“遊就馆”，那是一个全面肯定日本历次侵略战争的展览馆，影响极坏，因此，说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恰如其分。[8]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认为，“即便日本的生死观有其特殊性，在国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注：2004年10月15日，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在中日友好协会举行座谈会上的发言，笔者应邀出席。）假设德国领导人以同样的理由或类似方式祭祀希特勒，国际社会都是不会允许的；“人亡不究魂之过”的遁词在国际上是很难得到理解的。因此，日本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取得邻国的尊重与信赖，就不能违背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大多数国家的普世性价值观而一意孤行。
四、日本宗教文化中妨碍正确认识历史的因素
正如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指出的：“日本文化特殊论”的种种表现，是由于日本战后没有彻底总结和清算过去的侵略历史。“这个问题拖了一个很长的尾巴”，“是有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背景的”。[9](P1—3)
（一）日本个人感情和宗教观念比较复杂。如图1示， 如果要求他们就参与对外战争父辈只是在“和魂”或“荒魂”、“慰灵”或“镇魂”之间做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便可能出现困惑。日本宗教与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兼容性。在日本的宗教观念中，同一神也会存在善与恶两种要素，只要祭祀，便可去恶成善，否则善会变恶。日本在形式上把“慰灵”和“镇魂”两者分别放在一处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祭祀松井石根的日本热海市伊豆山观音堂内，除了存放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外，还分别立有所谓“支那事变”日中双方“战殁者灵位”。[10](P1—2) 这表面似乎照顾到中日双方的“战殁者”，实则掩盖了战争性质，抹杀了日本侵华罪行，增加了祭奠甲级战犯的所谓“正当性”。在这种场合，前往参拜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仍可对不同的对象产生“慰灵”或“镇魂”两种不同的理解或内心感受。这也许就是日本一些人所说的参拜是“内心”的问题，各自会有不同。但即便如此，靖国神社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正殿中不可能并列供奉与日本作战国家阵亡者的亡灵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从神道观念还是从政治立场来说，日本都是有严格区分和价值判断的。
（二）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与中国不尽相同。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些日本人比较容易受到右翼邪说的蛊惑。受中国儒学影响，忠孝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被作为广泛肯定的价值观。中日两国的不同之处是，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中国讲忠孝也是有条件的，即在忠孝之上还有一个“仁”的观念。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在中国可以受到称道，而在日本则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观与“报恩观”相融合，更加绝对化、无条件化、“义务化”。在过去，“忠”就是无条件地绝对效忠天皇，现在则是效忠于所属的单位、公司或团体。“孝”则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条件地对父辈祖先尽孝，终生感谢养育之恩。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提出所谓“忠孝一致”，后来发展为“君臣一体”、“忠孝一本”[11](P444)，绝对效忠天皇的“忠君爱国”思想，成为日本动员国民投入对外战争的重要精神支柱。
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与刀》中指出，过去，日本人的“义务”分为两种：对父母之“恩”的报答，即“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即“忠”。“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德绝对化，从而背离了中国人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孝行的概念。自七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反复地吸收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这些词都是汉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作为忠与孝的条件。这个德即是‘仁’，通常被译成‘benevolence’，但它几乎意味着西方人在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他的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一个人的效忠是以仁这个条件为基础的。天子能否永据皇位，文武百官能否永占官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中国人的伦理把这块试金石应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12](P93) 二战前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历史上中日两国这种观念差别时也认为：“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即使作为学说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种崇高地位。”（注：转引自鲁斯·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马小鹤、朱理盛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nb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