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7](P100～117)

    这样地提出和回答问题，体现了韩国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中的独立精神追求。所以，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我们看到了诸如金时俊的《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良守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河林的《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刘世钟的《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柳中夏的《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相互照射的镜子：金洙暎和鲁迅》等，这是中国鲁迅研究者久违的论题，是丧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记忆的研究者所难以写出的论题，是韩国鲁迅研究者从本民族文化发展出发理解鲁迅精神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中、韩两国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可以相通互动，可以通过鲁迅研究发生精神和心灵感应的论题。

    在这里，回顾一下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思考，是必要的。“因为境遇和时势”，“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8](P79)——“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9](P511)；“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8](P79)，从中“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10](P389)。1935年，林语堂批评左翼文学翻译“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是“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11]，对此鲁迅针锋相对地回答：“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12](P355～356)；1936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因为翻译《呐喊》（收《阿Q正传》等8篇小说）而征询鲁迅的同意，鲁迅立即复信表示：“这事情，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自然，您可以随意翻译，我都承认，许可。”[13](P662)鲁迅打破自己“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14](P376)的惯例（此前，曾经因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出版写《自叙传略》），应普实克之邀，请冯雪峰写了一篇介绍自己“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的文章，他自己则抱病写出《〈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说：“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相互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15](P524)

    二、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这里说的东亚鲁迅研究，主要指在整体上相联系的日本、韩国、中国的鲁迅研究。我提出东亚鲁迅研究，基于如下3个层面的思考，这同时也是东亚鲁迅研究能够形成和发展的3个主要原因。我认为，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也主要是在这3个不同层面上呈现出来的。

    第一，日本、韩国、中国共存于东亚文化区，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毗邻而居，在历史上无法相互切割，在19～20世纪尤其如此，在文化上更是相存与共，丝丝相扣，这是鲁迅研究能够成为3个有着不同社会文化结构的民族的共同话题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但我认为，正因为此，东亚鲁迅研究就更有提出的必要。我们常常把19世纪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视为东亚各民族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实际上，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深层次危机，更是在同一系统的文化的不同脉络之间发生的，如在欧洲历史上同属于西方文化系统中的日耳曼民族文化与犹太民族文化的冲突持续不断，日益加剧，导致“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整体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东、西方文化在19～20世纪更是一个相互了解、借鉴和影响而不可能相互取代的历史过程，东、西方文化冲突并没有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人类惨剧，相反，在19～20世纪东亚历史上类似“南京大屠杀”一类人间惨剧更是在东亚不同民族之间出现的，更是在东亚文化系统的不同文化脉络之间发生的，正是因为“根同”而更可能带来彼此之间的“相煎”，正是因为“相近”而可能彼此之间更看重“差异”，而且时至今日不同脉络的文化之间仍然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与鲁迅所期望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有遥远的距离。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看到，在有着几千年历史和文化因缘关系的东亚，能够实现日、韩、中不同文化脉络之间的“求同存异”以实现“和而不同”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从东亚文化的现代发展要求出发，鲁迅研究无疑能够更好地起到沟通不同文化脉络、增强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借鉴和影响的作用。就此而言，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东亚意识和发展东亚文化的要求，是值得中国鲁迅研究者尊重、敬佩和提倡的。这是我提出东亚鲁迅研究的首要原因，同时也是东亚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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