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大，这个大是可度量的地理和历史的大，拘囿在有限的中国地理、历史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比东亚以至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更大。鲁迅的精神内涵是无法度量的，鲁迅研究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有着不同社会文化机制和特点的日、韩、中三国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东亚鲁迅研究，实际上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建立的一个精神平台，这是一个内在的有机联系的系统，一种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磨炼已然不可能分割开的精神文化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整体永远大于个体，同时整体也不可能取代个体，更是通过个体带动整体的。这赋予鲁迅研究一个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东亚鲁迅研究更是在这种“和而不同”中表现出无限生命力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在研究历史相对更长的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中国化”或者“日本化”⑨，而是稳固地建立在韩国文化精神基础之上，并且表现出更为突出的“东亚意识”。这是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重要表现，是能够反过来推动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发展的。

    注释：
    ①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该文所列韩国198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研究论文28篇，其中鲁迅研究论文仅8篇。
    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该文所列韩国1956～1990年中国现代文学硕士论文81篇，其中鲁迅研究论文仅11篇，所列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4篇均写于1989～1990年，其中鲁迅研究仅1篇。
    ③如《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的14位作者，除了金时俊、金允植外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些年青的研究者多是在1990年后涌现出来的。
    ④如朴宰雨认为韩国鲁迅研究中以“批判性与思辨能力强而有力”的学者柳中夏，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对鲁迅前期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就直接借鉴了大陆中国80年代鲁迅研究的方法和“历史的中间物”、“反抗绝望”等研究成果。见《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韩国）严英旭认为韩国鲁迅研究原本有的“纯粹文学家鲁迅”和“革命家鲁迅”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系统”，“随着中国学术界的变化而变化”，1990年以来之所以能够“显示了合并的趋势”，是与中国“王富仁、钱理群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成果”的影响直接相关的。见《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
    ⑤相关研究成果见：朴宰雨的《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以李泳禧、任轩永两位运动家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刘世钟的《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刘世钟的《现代精神的模式或方法论——鲁迅、加缪及韩龙云比较研究》，《当代韩国》2005年秋季号；严英旭的《论鲁迅和申彩浩的作家意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柳中夏的《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相互照射的镜子：金洙暎和鲁迅》，《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金河林的《“小说史”研究的同步性与差异性——鲁迅与金台俊》，《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朴明爱的《李光洙的《〈土地〉与鲁迅的〈阿Q正传〉之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1期；严英旭的《日本和西欧对鲁迅和春园之影响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全炯俊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⑥见刘世钟《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⑦见刘世钟《现代精神的模式或方法论——鲁迅、加缪及韩龙云比较研究》，《当代韩国》2005年秋季号。
    ⑧收入全炯俊著《从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韩国首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借助的是韩国学者李大可对该文的汉译未刊稿。
    ⑨但是，朴宰雨教授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也指出：在1990年以后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下，“韩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韩国变革的关心慢慢淡薄起来，而是慢慢转向于社会改变或者纯粹的学问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学术成果与多元化的研究风气慢慢介绍进来，韩国年轻的中文学者也普遍受到一些直接的影响。”就笔者的实际观察，这种倾向存在于置身中国的一些韩国青年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问题更主要是研究态度是否严肃，是否立足于本民族社会人生体验，是否立足于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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