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鲁迅研究之成为东亚文化中的重要话题，更是在19～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中形成的，这是我们思考东亚鲁迅研究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层面。应该看到，鲁迅思想和文学之所以与现代东亚文化建设有更直接、更内在的关系，之所以是现代东亚文化缺之不可的组成部分，主要原因之一，根源于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形成与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当19世纪下半叶“落后的亚洲”迅速崛起之时，日本在东亚首先摆脱“东方文明”故弊，面向西方，与日本不同，中国仍然固守着沉重的“固有文明”负累。鲁迅留学日本7年之久，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16](P682)，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虽然“并无固有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然而我以为唯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17](P243～244)。鲁迅肯定日本的“蜕变”，赞扬其在诸多方面“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17](P243)，他译介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富于民族文化反省和批判精神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18](P251)，“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19](P250)。“日本体验”是鲁迅1907～1908年写出的一系列文章的重要基础之一，日本文化在鲁迅思想和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检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以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胡风为代表的几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所不能相比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历程。而且，日本也最早关注中国的“五四”，“五四”文学革命刚刚爆发，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即在日本报刊上发表《觉醒了的中国文学》和《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等文章，鲁迅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对他“怀着同情和希望”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公正评论”表示“衷心感谢”[20](P453)。

    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日本的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命运更为接近的韩国，这是我们认识韩国鲁迅研究形成的性质和特征不可忽略的；近现代相似的历史命运，特别是鲁迅思想和创作具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意义，使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鲁迅的研究，成为韩国学者发现和认识“自我”、思考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渠道，我从《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收入的《韩国鲁迅研究论著目录(1920～2004)》中，特别是199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中，深刻地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如前所述，他们也更是通过借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鲁迅研究中取得令人敬佩的成绩的。

    第三，东亚鲁迅研究形成的直接根源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内涵，还存在于1894年、“二战”特别是1945年后的历史中，存在于日、韩、中相联系的近现代历史引发的3个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思考和认识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与日本“交恶”，两国完全陷于敌对状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致。鲁迅借助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一个青年的梦》中的话语，提出了一个与中日两国敌对情绪相背的思路：“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21](P192)遏止战争，需要唤醒民众，包括日本和中国的民众。这样，鲁迅从事着一项与两国战争情绪相背的工作——译介日本文学到中国。上世纪30年代，鲁迅更进一步提出中国与世界之间“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22](P278)，而寄希望于文学，提出：“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15](P524)鲁迅在译介日本文学的同时，同样重视把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日本去，曾为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翻译的《阿Q正传》做细致的审读，用日文为这部译稿写出85条校释[23](P466～468)，努力使作品更准确地翻译到日本。“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在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偏袒态度进行激烈抨击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与诸多日本友人的联系和友谊，以加强中日之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如鲁迅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三至四个小时，给日本友人增田涉几乎逐字逐句地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著作，帮助他把这些著作译介于日本。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友谊是为研究者熟知的，他欣然用日文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写序，肯定作者“将中国一部分的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24](P266～267)。1936年鲁迅还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要求，选出中国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10篇，在《改造》月刊上以“中国杰作小说”为题发表，并为之写“小引”。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从二十年代初发现鲁迅开始，日本的学者、作家、记者是如此着迷于鲁迅作品。当然，部分原因是鲁迅在日本度过了他性格思想形成的时期。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日本的地理和文化接近于中国，他们在鲁迅作品中可以直接发现，几乎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本民族精神忧患、苦难的影子。”

    但是，我认为，日本知识分子对鲁迅毕生致力于沟通中日文化和中日文学交流的真正认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真正发现和理解，更主要出现在1945年以后。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思想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极其关注，对鲁迅的作品的译介、研究工作“规模”性展开，持续不断，出现了在日本影响深远的“竹内鲁迅研究”。增田涉1948年出版的《鲁迅的印象》被竹内好称为与《歌德谈话录》具有同等价值的不朽著作，该书在日本享有“百万书”的盛誉，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权威文献[25](P133～134)。日本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是从反省本民族近现代历史以实现本民族文化发展要求出发的，这与当年鲁迅译介日本文学到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

    从朴宰雨教授的研究文章可见，上世纪80年代，在丸山昇的《鲁迅评传》、《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和竹内好的《鲁迅全集》等译为韩文出版后，韩国知识分子对鲁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韩国学者是在“二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直接影响下开始了最初的鲁迅研究，认识到鲁迅研究对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意义的[1](P14～15)。丸山昇教授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中分析鲁迅“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是对日本近代的反省和对中国的再发现的时期，那么就应该看到，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包括对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又加入了新的动机，那就是对美国占领军政策的批判。”[26](P47～48)我认为，这是日本鲁迅研究能够在韩国以至东亚产生影响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日本鲁迅研究推动东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这更是在东、西思想文化碰撞和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更是在东亚民族和东亚文化“被动现代化”历程中精神自主建构的表现。我们正是在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对鲁迅的“二次觉醒”的研究中认识到：东亚民族19～20世纪在认识和借鉴西方过程中否定了“旧的自我”，但这种否定不是为了把东亚变成西方的附庸，而需要在“二次觉醒”中重新找到和确立“新的自我”，这是东亚民族和东亚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我认为，这也是“二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能够对抵制美国占领军政策的韩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时至今日，在西方强势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我们看到韩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更为突出的民族独立精神和民族文化独立发展要求，这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也有引人注目的表现，表现在韩国学者对鲁迅的革命情结、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强烈认同上，他们的鲁迅研究也更是在这种认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鲁迅研究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民族苦难的精神历程的思考中发展，同时也需要在对国外鲁迅研究的借鉴中得到发展。上世纪80年代，虽然美、法、德、苏联、捷克等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陆续译介到中国，推动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但我认为，同在东亚的日本鲁迅研究的影响对于中国更具有基础意义，同时也更具有启示意义。1981年鲁迅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在转变“文革”时期绝对主义的鲁迅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本乐黛云教授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译文集），对重新起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影响不可低估，这部译文集及所附“研究著述要目”，收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多，译文中就有丸山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和竹内好的《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此外还有木山英雄、伊藤虎丸、高田淳等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年代，刘柏青教授编辑并主持翻译了《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日本鲁迅研究成果被更大规模地译介到中国；此后，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藤井省三的《鲁迅比较研究》等等，陆续翻译到中国；2004年以来，又有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丸山昇的《鲁迅·革命·历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果说中国对日本鲁迅研究成果的借鉴更主要是通过翻译实现的，那么日本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则多精通汉语，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成果的反应和接受要更为敏锐，在鲁迅研究资料的发掘上也有独到贡献。日本鲁迅研究界更活跃着一批中国青年学者，起到连接两国研究的桥梁作用。

    1990年后的韩国鲁迅研究与中国的关系，近于日本这种情况。中、日、韩之间的鲁迅研究是在相互影响和推动中发展的，比如前述在日本产生很大影响的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引人注目地提到鲁迅左联时期对再度沦于“奴隶”境遇的敏感和愤慨[25](P52)，这是鲁迅著作一再表述的内容，但在鲁迅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却甚少言及，是1980年前的中国鲁迅研究难以认识到的。钟敬文先生在“文革”期间把增田涉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这有助于“文革”后新出现的一代研究者对鲁迅著作的反封建思想意义的认识和对鲁迅心灵的探寻。中国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就是在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重新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对韩国鲁迅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韩国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又是在与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不同中显示其独立性的，如孙郁先生说：“韩国学人一些论文对奴隶一词的敏感，超过了中国知识界的反应，”“韩国人看鲁迅，有着中国人不问的视角。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那里的人们还保存着血气，有着阳刚之力。虽然知道韩国知识界也有自省的冲动，时常抨击着自己社会的黑暗，但我觉得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已丧失了类似的状态了。”[27](P1～3)其实，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被殖民的历史（程度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两国知识分子更有着在专制政治统治下相通的感受和认识，显然，这在中韩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生命体验中更具有基础性，同时也应该更具有自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