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和刻本宋集，虽中土亦存，但同样有重要的版本和校勘价值。比如《真山民诗集》一卷，《四库全书》据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收录，计诗歌108首，而日本光裕天皇文化九年(1812)西宫弥兵卫重刊元大德本，则比《四库全书》本所收多出51首。又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汉诗集成》中所收宋诗诸集，内有日本灵元天皇贞享三年(1686)京都柳枝轩茨木多左卫刊两卷本《和靖先生诗集》，此本出北宋林大年原编本，与南宋本和明人辑四卷本编次不同，所收作品也有参差，极可珍重。又，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六年(崇祯二年，1629)京都大和田意闲刊本《山谷诗(内)集注》20卷，原自宋本翻刻，文字多优于明清诸本，杨守敬曾自日本携归一套，清光绪年间陈三立据之重刊(光绪二十一年开雕，二十五年刊成)，流传较为广泛。今中华书局版《黄庭坚诗集注》，其内集即以此为底本(外集和别集则以杨守敬所藏、陈三立重刊朝鲜古活字本为底本)。还有《和刻本汉诗集成》中的《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15卷，原自朝鲜本翻刻，近人李盛铎曾将其与丁丙藏黄虞稷千顷堂钞本等对校，指出其“字句之间，则瞿氏《书目》所列宋刊胡穉笺注本佳处，此本与之悉合，丁本之误与官刻不相上下也。则此须溪评点本源出宋刊本无疑，且笺注虽不全，所存者胡注必不少。瞿氏所藏乃宋椠孤本，得此亦仿佛虎贲中郎将矣”。(29) 可见其价值之大。其他如《后山诗注》12卷(日东山天皇元禄三年京都茨木多左卫门刊本)等，亦足资校勘。

    三、宋集之选本和注本

    宋集在域外的广泛流传，选本、注本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这些选本和注本的水平也许有高下参差，但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宋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仍有积极的意义。

    在朝鲜半岛，中国诗文选本、注本的编纂始于高丽时期。现在仍保存在韩国奎章阁的《十抄诗》，便是以刘禹锡、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主要收录对象的一部唐诗选。(30) 高丽后期的金九容取法于萧统《文选》和姚炫《唐文粹》，也编过一部诗文选集名《选粹集》。(31) 高丽末朝鲜初，宋人撰述尤其是宋人所编的宋人诗文选本，如《宋贤集》、《宋文鉴》、《瀛奎律髓》等，在东国广泛流行。受其影响，由东人所编纂的各种诗文选本也不断涌现。比如朝鲜初期，安平大君李瑢编有多种宋诗选本。其中，“选集李、杜、韦、柳、欧、王、苏、黄之诗，名曰《八家诗选》(10卷，其中唐人尚占四家)”，或以为可“泝黄、苏之流，登李、杜之坛，以入于《雅》、《颂》之堂”；(32) 选注《宛陵梅先生诗选》二卷，称其诗“简古精纯，平淡深邃，寄兴托比，自与唐人无校，则独圣俞一人而已”；(33) 又选王安石诗，“以天地人三才分门类集，略加注解”，(34) 成《半山精华》六卷，人称“富不失泛，简不失略，取舍精当，门类有节。纲举目张，条理不紊”；(35) 复“取山谷诗短章之佳者，粹而汇之，就加评论，名曰《山谷精粹》”。(36) 这些诗选的编纂，虽都是崇尚宋诗风气下的产物，但显然又有其对宋诗的认识和理解，那就是较能顾及宋诗的总体，而并不只是尊崇苏轼一人。(37) 其后，柳希龄编《祖宗诗律》14卷，奉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为宗旨，而又加以扩大，收入苏舜钦、陆游、朱熹、赵蕃、周尹潜等人诗作。(38) 编《宋诗正韵》(现仅存卷四—六)，也以收录江西诗派诗人的作品为主。(39) 然此书多收古体，似有意与《祖宗诗律》相区别；又增入苏辙、张耒等人，是亦扩大到了苏门(柳氏另编有《苏诗抄》2卷，收录苏轼诗92首，分类编排(40))。显然，与李瑢相比较，柳希龄更多地受到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诗学观念的影响，对江西诗派极为推崇。不过，他对作品的选择，也不是完全囿于江西诗派，而是仍试图依据自己的理解，较全面地反映宋诗发展的面貌。
    高丽后期，理学逐渐传入东国，至朝鲜世宗、中宗以降，更是大倡儒学，推崇朱熹，理学成为一代官学，《朱子大全》等理学家的著作一再刊行，朱熹诗文的各种选本，也层出不穷。如朝鲜正祖就曾编定过《紫阳子会英》3卷、《朱子选统》3卷、《朱书百选》6卷、《朱子书节略》20卷、《朱子会选》48卷、《雅诵》8卷等多种朱熹诗文选本。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熹书札的编选。朱书的编选，始于朝鲜时期著名的朱子学者李滉编《朱子书节要》14卷，是书的编选虽以“尤关于学问而切于受用”，“能使人感发而兴起”者为宗旨，(41) 多收朱熹论学、论事之作，但同时因所选书札中，“或彼此往复之际，亦有道寒暄、叙情素，玩水游山，伤时问俗等闲酬似不切之语，间取而兼存之，使玩而味之者，如亲见先生于燕闲优逸之际，聆音旨于謦谈笑之余，则其得有道者气象于风范神采之间者，未必不更深于专务精深不屑不紧者之德孤而无得也”，(42) 所以亦可视为一文学性选本。是书影响很大。“东人之尊崇朱书，实权舆于是书”。(43) 此后郑经世编《朱文酌海》16卷，于书、封事外，诸体兼收，意在补《朱书节要》之不足。正祖御定《朱书百选》六卷，也是《朱书节要》的扩大。又，宋时烈编《朱文抄选》，仍以书札为主，又加上了批语。书札一体，原本用途广泛，然在魏晋以后的发展中，却以亲朋故旧之间的往来书札最堪注目。其文体则“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百封各意”，“亲疏得宜”。(44) 较少官样文章，多能见人性情。至宋人不仅以书札通消息、问动静、论时事、叙亲情，更切磋学问，往复论难，动辄十数番。因此，朝鲜时代的士人选择相对亲切易读的书札，去体贴学问，修道明德，变化性情，不但角度独特，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书札这一文体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至于像《朱文酌海》等书，兼收序跋、记和各种杂著述等文学性的文体，不用说更是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理学成为官学，理学家的诗文和他们所编的诗文选本，在朝鲜时代也非常流行。像邵雍、程颢、程颐、张栻、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集，以及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楼昉编《崇古文诀》、真德秀编《文章正宗》、金履祥编《濂洛风雅》等，都曾被多次刊刻。理学家的诗歌，尤其是朱熹的诗，甚而成了朝鲜时代朝野上下士人修业进德的途径之一，以至有人认为：“由今之时，造今之士，莫如学夫子之诗而咸有所得，于咏叹谣液之际，消融渣滓，动荡血脉，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而非僻惰慢之志无以作。迩之可以事父，远之可以事君。可以兴于斯，可以观于斯，可以群于斯，而先王之诗教庶几窥其万一。”(45) 于是，应此需求，东人所编的理学诗选也大为增加。如正祖所编朱子理学诗选《雅诵》八卷，收朱熹古近体诗359首，其中《远游》、《武夷棹歌十首》、《斋居感兴》、《武夷精舍杂咏》、《鹅湖寺和陆子寿》、《写真》等作品，都是影响极为广泛的理学诗歌。(46) 更有甚者，由推崇朱熹，进而连带着也推崇朱熹所赞赏的诗人。如陆游，朱熹曾称其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47) 而朱熹是亚圣，“于人物臧否，一言重于九鼎”，所以，正祖便认为，“当今之时，等古之世，教其民而化其俗，舍杜(杜甫，朱熹曾称之)、陆奚以哉”？(48) 于是亲选《杜陆千选》8卷(杜甫、陆游五七言律诗各4卷)，从陆诗中选录了不少“慨六飞之南渡，恨二辕之北狩，起闻江声洞，杰然有铁衣东征之想”的作品。其实，对理学诗的推崇，并不限于东国，如日人梅室云洞就认为，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作诗固然是妙手，然程颢、邵雍、朱熹等人的诗也是自道德仁义中流出，有天然格法，理应兼收并蓄。(49) 理学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被指斥为理障、非诗，甚而被批评为：“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50) 然而，诗可以抒情、叙事，自然也可说理。作诗若得理趣，如水流云在，月到风来，同样是好诗，在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席之地。朝鲜时期，理学诗盛行，对东国诗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一部分，也不应置而弗论。而反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通史或断代文学史，大都不为理学诗立章节，显然是不妥当的。

    骈体文兴盛于唐而发展于宋，史称“宋四六”。自中唐以来，散文已显示了它的创作实绩，在许多方面已代替了骈文。但在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如政府公文、科举考试和书启往来等方面，却仍依旧制。很多以古文名家的士人，同时又是四六文的高手。骈文以其较强的实用性和吸收古文的长处而得到发展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宋四六传至域外尤其是东国以后，也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种四六文选本亦应运而生。如朝鲜中宗时期，赵仁奎编有《俪文编类》20卷。是书为编纂年代较早的一部大型的宋四六选集，编选目的是实用。赵仁奎认为，四六文用途广泛，“凡君臣上下，朋友之交际，冠昏丧祭之情文，莫不用焉”，遂“各以类分，编藏箱箧”，(51) 每类又大致以作者年代先后为序，所选则多为名家名篇。仁祖时，李植在此书的基础上，又编成《俪文程选》10卷，(52) 也是以类编排，然或是出于学习的目的，作品虽以宋四六为主，但又杂有少量六朝和唐代的作品；又由于李植所据以选文的底本是《俪文编类》和《八代四六全书》，所以每一类中文章的编排顺序也较混乱。其后，宋四六选本中较重要的还有金锡胄编《俪文抄》2卷、柳近编《俪文注释》10卷、金镇圭编《俪文集成》18卷(另有《俪文集成前编》六卷，专收六朝和唐人骈文)等。其中以《俪文集成》最有价值，虽然其编选宗旨和目的仍与其他选本一样在于学习和实用，但他认为，四六文的创作应“本之庐陵、眉山以厚其质而鬯其气，参之以浮溪之精深，西山之婉曲，后村之色泽，梅亭之剪裁，而又旁通诸家，并取其长……是不但场屋程文之可尽美，大而播告之言，小而敷奏之辞，皆将得其体、适其用，以致郁郁之休，此于圣世文明之治，亦不无所补尔”。(53) 故所选也能既突出大家名家的地位，又照顾到一般的作家；既有文体选择上的侧重(如选表启尤多)，又兼顾到文体的涵盖面，从而较全面地反映了宋四六创作和发展的实际。

    在日本，中国诗文注本、选本的编撰，当源于飞鸟奈良时代(538—794)的汉籍抄写。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淳和天皇朝兹野贞主编纂大型类书《秘府略》1000卷，已大量引录汉籍文献。(54) 平安朝后期，宋人著述开始传入日本(如《太平御览》、《杨文公谈苑》等)。镰仓时代(1192—1338)，宋人著述的传入更多，宋学被广泛接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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