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宋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上，域外士人的看法也有其独特之处。像对宋诗的评价，后人常受时代思潮影响，将其与唐诗比较，未免任意轩轾，而一些域外士人的看法反比中国明清时代的很多论者要客观全面、通达平正。如朝鲜金昌协(1651—1708)《农岩集》卷三四《杂识·外篇》有云：“宋人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此诗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也。然其自为也，未必胜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输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涂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93) 以真率自然论宋诗，而不只是见其故实议论，就较公允。再如，日人长野确(1783—1837)也认为：“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如韩柳欧苏王曾之文，欧虞颜柳蔡米苏黄之书，莫不皆然也。”(94)“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踏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95) 又，域外士子论宋代诗人，往往能兼及诸家诸派，表现出一种宏通的态度；他们或钟情于某一家，又能独具慧眼。如朝鲜洪奭周(1774—1842)论宋诗，于梅尧臣、欧阳修、苏轼、江西诗派之外，同时举出陆游、朱熹、文天祥、谢翱等人。(96) 南龙翼(1628—1692)推陈与义诗为宋人最优者，(97) 申靖夏盛赞苏洵诗“雄杰浑深，非二子之比”，(98) 李圭景则以为“范石湖，宋诗中可以模楷者”。(99) 都是其例。

    至如在一些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域外士人所论的可取之处就更多了。像高丽李仁老(1152—1220)论苏、黄学李商隐，作诗多用事，“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100) 李奎报(1168—1241)论梅尧臣诗曰：“余昔读梅圣俞诗，私心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知梅诗，然后可谓知诗者也。”(101) 朝鲜金昌协比较陈与义、陆游与黄庭坚、陈师道诗，“黄之横拗生硬，陈之瘦劲严苦……与其学山谷、后山，无宁取简斋、放翁，以其去诗道犹近尔。”又拈出黄庭坚《游百花洲节氏园》“三公未白发，十辈乘朱轮”两句，谓：“此盖设言黑头作相，家世，只教人好看，而要无益于吾身云尔。注者乃以三公为寇莱公、范文正、谢希深。此只见百花洲有三公旧迹而附会如此，大失作者本意。”(102) 日本菊池桐孙(1772—1855)论学黄庭坚和杨万里，称时人“喜黄者绝少，喜杨者常多，盖黄诗奥峭耳，苦艰涩；杨时尖新，易入心脾故也。人但知学黄者堕魔障，而不知学杨者亦堕魔障矣。不善学之祸，杨恐过于黄。”(103) 长野确《松荫快谈》卷二谓：“王荆公作文，繁简皆妙。如《上仁宗万言书》，最繁而最美者；如《读柳宗元传》、《读孟尝君传》，至简而至美者。”“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圆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其他如成海应提出“《辨奸论》非老泉文，乃东坡所作也”，(104) 申维翰《三家狐白评》遍评欧、王、苏三家诗文，等等，(105) 都可参考。

    20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东南亚各国的通用文字，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和士人的撰述活动中，大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所以，在许多域外士人以汉语言文字撰写的著作特别是史学著述中，往往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参考材料。例如，据朝鲜初期郑麟趾等所撰《高丽史》卷七○《乐志》一载，高丽睿宗九年(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赐给高丽“新乐”和《曲谱》10册、《指诀图》10册。十一年，宋徽宗又赐给高丽“大晟雅乐”。所谓“新乐”和“大晟雅乐”，实际上指的都是宋徽宗崇宁三年由魏汉津主持改定、崇宁四年完成并经宋徽宗赐名“大晟”，颁布海内的雅乐。(106) 所不同的只是第一次所赐主要是“新乐”的乐器、《曲谱》和《指诀图》等，第二次则除了乐器之外，还有文、武舞仪仗和服饰等。《乐志》中的这些记载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宋代的雅乐，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的是，《高丽史》卷七一《乐志》二中还保存了宋徽宗改定乐制之前传入高丽的“唐乐”，即隋唐北宋以来的燕乐或教坊俗乐，包括燕乐使用的乐器、歌舞大曲演奏人员、演奏仪式、口号致语、大曲曲词7套30首和杂曲曲词44首。不但具体描述和生动展现了北宋歌舞大曲演出的实际情形，而且也为后人提供了宋代词曲研究的重要文献。清代康熙年间编《钦定词谱》，对此已加以利用，并从中摘录出中土已佚的23个词调，7套大曲曲词。王国维撰《唐宋大曲考》，曾据以增补了《惜奴娇(曲破)》等一些中土载籍未备的曲调。唐圭璋编纂《全宋词》，则将其作为无名氏之作全部收入。另，《忆吹箫慢》等44首杂曲曲词，除了可考知主名为柳永等人的15首之外，亦全部收入《全宋词》。

    再如，朝鲜正祖曾组织编纂过《宋史筌》148卷，他之所以编撰此书，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朝鲜时期已普遍形成的对宋代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心理。正祖曰：“国家治教政法，忠厚宽仁，列圣相承，化理郅隆，绥猷垂谟，至善尽美，重熙累洽，悠久无疆，有非历古之所能克媲。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与夫儒术之赅性理，士习之重名节，即我朝之所尤尚者。有其尚也，则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则莫于史。”而“自迁《记》固《书》，代各有史，独宋史之纂于元臣阿鲁图脱脱者，潦率无据，体裁则乖谬，辑叙则氄杂”。遂“积数十年，经数十臣，再三确例”，撰为此书。(107)《宋史筌·文苑传》较之《宋史·文苑传》，有不少调整。阁臣除了将原属《儒林传》的高弁、刘颜、李觏、王回、杨万里、何涉、郑樵、徐梦莘、程大昌、王应麟、胡旦等人列入《文苑传》之外，还列入了其他列传中的王禹偁、胥偃、陆游、沈括、李焘、杨亿、刘筠等人，而将和岘、杨杰、刘诜、赵蕃改入《儒林传》。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是，阁臣对《文苑传》中人物所作的重新编排。《御定宋史筌义例》曰：“宋之道学，至周程张朱始大明；文章至欧苏王曾始丕变。盖国初文体犹袭五代之对偶声律，其变以为古文，实自柳开、穆修辈倡之也，宜有以表章，而旧史(指《宋史》)之序列无类，去就未当。故今自柳开至陆游，编之于首，以别古文之源流；自乐史至王应麟，以著述为次；自杨亿至汪藻，以制词为次；自李度至朱敦儒，以诗次之；自高至张即之，以翰艺次之；自徐铉至刁衎，以南唐人次之；自许洞至夏侯嘉正，皆有才无命者也。”从这个编排的次序和细目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重视古文的创作，较准确地描述了古文发展的历史，并在突出欧苏王曾等人古文创作地位的同时，列入了许多往往易于被人忽略或一般看来并不以古文名世的作家(如尹源、苏舜元、李觏、王回、王禹偁、黄庭坚、秦观、张耒、唐庚、杨万里、陆游、程俱等)。第二，将许多史学家列入《文苑传》，且地位仅次于古文。可见其“文”的观念较为宽泛。第三，推重宋四六文的创作。朝鲜时期，出于科举和实际政治、社会生活的需要，士人往往都比较重视对四六文的学习。这里阁臣首列杨亿、刘筠、宋白等人，以熊克、汪藻结束，从而可更进一步看出，在四六文的创作上，东人是比较偏于对偶切当、用事工稳一派的。第四，在《文苑传》的最后，列许洞、孙唐卿、倪涛、夏侯嘉正等人，称其为“有才无命”，虽似分类标准不一，然由此却又表现出阁臣对文学创作与士人遭际、社会背景关系的注意，与朝鲜时期“诗能穷人”的讨论正可相参。总之，这些看法，应当说都代表了朝鲜士人对宋代文学的普遍认识，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现存于韩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中有关宋代文学的史料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如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上述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文献中的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都有值得我们用作参考的地方。从汉语言之作为文字载体来看，它理应成为我们整个宋代文学乃至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的领域。

    注释：
    ①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李种徽：《修山集》卷一二《东史志·高句丽艺文志》，《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0年。
    ③参见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志》上，汉城：景仁文化社，1977年。
    ④司马光：《和君倚日本刀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四九九，第九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37页。按此诗又作欧阳修诗，题作《日本刀歌》(《全宋诗》卷二九九，第六册，第3761页亦收入，无校语)，这里从王水照先生《〈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一文所考，《半肖居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⑤参见巩本栋：《宋人撰述流传丽鲜两朝考》，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⑥此据严绍：《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所收书目统计。
    ⑦参见严绍：《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
    ⑧参见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0—331页；《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51—353页。
    ⑨参见沈治宏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⑩参见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今此书亦收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
    (11)李裕民于1992年首先发现此书中收有《日录》和《手录》，并撰文介绍此书价值，其后又撰《司马光日记校注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