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岳周崇(1345—1423)是五山时期著名诗僧，师从义堂周信，博学多才，(56) 精研《汉书》(有《汉书抄》，已佚)，所注苏诗25卷，名《翰苑遗芳》，万里集九(1428—？)称之曰：“《(翰苑遗)芳》、《脞(说)》、《(续)翠》(即《天马玉津沫》)之三部，乃坡集之日月星也。凡好学者，而孰不借其余光。”(57) 可见其为人推重。是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的宋人所撰之苏诗佚注。现存的宋人注苏诗，除零星所存的赵夔的注之外，以南宋初年赵次公的苏诗注为最早。其注不见于著录，而南宋人多有论及，每称其详。如楼钥说：“少陵、东坡诗，出入万卷，书中奥篇隐帙，无不奔凑笔下……蜀赵彦材注二诗最详，读之使人惊叹。”(58) 然赵次公注苏诗原书在南宋以后即湮没不闻，仅由《集注东坡先生诗》和《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所引而传世，惜前者(即所谓苏诗“五注”、“八注”、“十注”本)至今残存不过4卷，后者于赵注又删节过甚，赵次公注原貌已难窥见。南宋时又有施元之、顾禧、施宿合撰《注东坡诗》42卷，并附施宿所撰《东坡先生年谱》，陆游为作序云：“司谏公(指施元之)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工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葢几可以无憾矣。”(59) 评价极高，后人殆无疑义。由于施宿身后遭诬论罢，家被抄籍，是书流传亦不广，直到清康熙年间宋荦得是书宋刊30卷残本，请邵长蘅等补注刊行，始得流行，然又以邵氏妄加删改，不为世人所重。今宋本施注苏诗散存于海内外，诸本拼合，仍缺6卷。(60) 然而，在太岳周崇的《翰苑遗芳》中，却保存了大量的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所未收的赵次公注，据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约有十万字左右；今存宋残本施、顾注苏诗所缺的部分，大致可藉此复原。(61) 另外，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土久佚，由仓田淳之助首先在日本发现，公之于世。何抡《三苏先生年谱》，全书已散失，仅见它书征引，王水照曾从日本蓬左文库所藏《东坡先生年谱》中辑得5000余字。而太岳周崇在书中所引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又多有可补施、何二谱者。(62) 由此皆可见《翰苑遗芳》一书的重要价值。

    笑云清三(1492—1520)所编的《四河入海》，包括瑞溪周凤(1392—1473)的《坡诗脞说》、太岳周崇的《翰苑遗芳》、桃源瑞仙(1430—1489)所讲一韩智翃抄记的《蕉雨余滴》和万里集九的《天下白》等四部苏诗注本，故取江河淮济四渎入海之意，定名为《四河入海》。其实，书中还有笑云清三自己的注解，并部分保存了江西龙派(1375—1446)的《天马玉津沫》和惟肖得岩、严中周噩(二人均有苏诗注本《东坡诗抄》，然原书不存)等其他“坡诗讲谈师”讲习苏诗的文字，应当说这实在是一部汇集了五山诗僧当日注释、研习苏轼诗歌最主要成果的集成式的注本和讲稿。(63) 由于它是诸僧研习苏诗和教授生徒的记录，所以较之一般注本要详细得多。笑云清三所选择集注的苏诗底本，是元刊刘辰翁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因注释篇帙过大，每卷又析为四，全书已达百卷。集注的体例，是于每首诗下先罗列瑞溪周凤等诸家之说，再附笑云清三自己的看法。而诸家的注释和讲解，大致也如儒家经传注疏，首释全篇主旨，再说明作年，分段注释，讲解大意。于诗中所涉人物、本事、地理方位和词语典故等，详加注解，征引材料极为丰富。(64)

    万里集九所撰黄庭坚诗注《帐中香》20卷、(65) 序1卷，由其门人笑云清三抄录成书，日人尾崎雅嘉《群书一览》卷五等著录。是书注释体例略同于《天下白》，而讲说大意，分段注释，更为详尽，凡山谷诗中所涉人物、时事、典故等，皆备引经史子集和释氏书注之。万里集九曾自题其书后曰：“胡苕溪渔隐云，陈履常有一联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与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之语合，岂偶然耶。余亦于《帐中香》而尽精力，犹如温公、履常二公也，但玉石之区别，同日亦可语之乎哉。”(66) 其所费心力之多，可以想见；其可资山谷诗研究之参考，亦毫无疑问。此外如一韩智翃的《山谷诗抄》、月舟的《山谷幻云集》等，也是五山时期黄庭坚诗注本、选本的代表，此不赘述。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思想文化发展很活跃的时期。此期虽然受明人影响，唐诗曾盛行一时，然朱子学在思想学术界仍占统治地位，至江户后期，宋诗重又被推崇，各种宋人诗文的选本依然很多。其中，著名汉学家市河世宁(1749—1820)的《陆诗意注》(即《剑南诗醇意注》)，较有价值。是书6卷，选陆游各体诗歌525首(其中七律较多，占三分之一)，全书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有简要注释、解说和评论。其特点是多收录陆诗中风格清新自然、平淡质朴的作品，可知曾受到清人的影响。(67) 市河世宁还有《陆诗考实》、《陆游年谱》和《三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妙绝》。大洼诗佛有《宋三大家绝句》。日僧廓门贯彻则有《注石门文字禅》30卷。(68) 其他如村濑修石斋编选的《苏东坡绝句》4卷、(69) 赤松勋选注《东坡文钞》2卷、(70) 藤□信成编《宗忠简文钞》2卷、(71) 赖襄山阳编选《李忠定公奏议选》1卷《文选》1卷《诗选》1卷、(72) 桑原忱编《陆象山先生文钞》3卷、(73) 巽世大编《谢叠山文钞》4卷、(74)《文文山文钞》6卷、(75) 如月编《中华若木抄》(收陆游诗最多)以及日本文化五年(1808)大阪书肆重编吴之振《宋诗钞·杨诚斋诗钞》等，(76) 均可使人窥知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域外的广泛影响，也可为中国学者研究宋代文学提供新的参照。

    与朝鲜半岛和日本一样，越南也是文献之邦。从公元前三世纪初，汉籍就通过推行汉文化教育的方式传入南越。(77) 自八世纪以后，越南也一直实行类似于中国本土的科举取士制度，汉文化在越南曾广泛传播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然而，越南汉籍的刊刻，却迟至元代才出现，所刊刻书籍的范围也主要限于经史典籍和科举应制之文，今所见涉及宋代文学的选本比较少，且多为通代文学作品总集的抄本，编选者情况亦难详。如《丹花上品》，编者不详，杂收唐王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轼、朱熹等人的诗文。《名墨抄撮》，编者亦不详，以选收宋人赵普、王禹偁、苏洵、苏轼等人的文章为主，其中收苏轼文最多，另外也少量收有韩愈的文章。《宋史策略》、《宋史略》等，亦不著撰人，以收宋人策文为主，以供士人应举之需。另有《乐府探珠》，题爱吾堂编选，收录唐李白、刘禹锡和宋苏轼、王安石、李清照、陆游等人词作390篇，题下有简单注释。《历朝词选》，夏秉衡选编，选收唐代至清代的词作，以雅淡为宗，按调编排。这些选集虽都不是专收宋人的作品，然藉此也可略见宋代文学在越南的流传和影响。(78)

    四、诗话及其他域外文献中所见宋代文学史料

    在域外汉籍中，不但保存了很多宋人诗文别集和总集以及宋集的朝鲜本、和刻本与各种注本和选本，而且还保存了不少宋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其他文献资料。

    首先，域外保存了一些中土已佚的宋人诗话。《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即可作为例证。《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一名，不见于中外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唐宋诗话》，《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有《唐宋名贤诗话》20卷，皆不著撰人。郭绍虞根据它书称引少有用全称的情况，推断《遂初堂书目》等书所著录的《唐宋诗话》与《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应为一书，(79) 并进一步考证它产生的年代为北宋后期，“当为宋代汇辑诗话之最早者”。(80) 在《宋诗话辑佚》下册里，还辑录了此书的五条佚文。然郭氏或许不清楚，是书至少在明初以前就曾传入朝鲜，且于成宗二十二年(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在尚州得以刊行，其中的前十卷至今仍相当完整地保存在韩国。(81) 韩国忠南大学校赵钟业曾撰文介绍，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类汇编的诗话，《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受其影响甚大，故在诗话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可忽视。(82) 是书分“品藻”、“鉴诫”、“讥讽”等34门，皆采自唐宋人所撰笔记、诗话等，虽然这些材料现在大多传世，但仍有其校勘价值。

    其次，宋人诗话传入域外后多经翻刻，而这些翻刻本往往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比如释惠洪《冷斋夜话》10卷，有《稗海》、《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多种版本，然最好的版本却不能不推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五山版书多据中国宋元版覆刻，是书也不例外，乃据宋本覆刻，不仅文字很少脱误，而且也较为准确。(83) 再如，日本宽文版《天厨禁脔》、朝鲜本《诗人玉屑》、《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也都可资校勘。

    大致说来，域外文学的思潮和风尚总是随着中国本土文学风尚的变化而起伏波动的，只是在时间上较中土滞后而已。比如苏轼诗在北宋中期至南宋初都甚为流行，而高丽中期以后至朝鲜初，东国诗坛也盛行苏诗。高丽李仁老曾记权迪诗，慨叹：“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落落雄名安可焚？”(84) 明代中期，复古思潮日趋盛行，朝鲜宣祖朝以后也渐尚唐诗，所以朝鲜李植评论当时的诗坛风气是：“先学古诗、唐诗，归宿于杜，乃是《三百篇》、《楚辞》正脉，故始为定论。”(85) 日本平安后期、五山以至江户时期，其诗学理论和批评的趋向，也大致走过丽鲜两朝的路子，先由学白居易转而学杜甫，学苏、黄，继则受明人影响，提倡复古，崇尚唐音，最后重又趋归于宋。日人久保善教曾描述这种情况是：“我邦始唱诗者，天智帝时，以大友、大津二皇子为祖师矣，而其诗专取法于宋。至延天之际，宋诗盛行，《瀛奎律髓》、《联珠诗格》，几于家有其书矣。实可谓文治之世……及元禄之际锦里先生者出，始唱唐诗，风靡一世。然其所奉书，仅止于《沧浪诗话》、《品汇》、《正声》、沧溟伪《唐诗选》、胡氏《诗薮》而已……近世关左诗人，始悟其风之伪，极口而痛驳之，而见宋诗之精神，遂醒诗家迷醉，海内为之。”(86) 不过，这里我们还应当指出一点，除了来自中国本土文学思潮的影响之外，程朱理学自高丽朝和平安朝传入东国和日本以后，亦始终影响着文坛的理论和批评，并未因中土文坛的风气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当然，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的文论和批评，也都各有其显著的特点，并非一味模仿中土。

    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形成，往往与知识和思想学术的背景有密切的联系，背景不同，对文学理论上的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有差异。比如，北宋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曾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87) 就欧阳修所论本身来看，此说是有为而发的，但同时也揭示了逆境往往更能成就一位作家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