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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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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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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正义》研究会就采取集体研讨的方式，后来，也被在东京和京都的两个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史学、文学研究会普遍采用。到了五十年代，东京的年青战后派学生组织了“鲁迅研究会”，精读鲁迅作品时，也是采取这种“会读”方式。今天，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文科的授课，既有教师专门讲演的方式（叫作“讲义”），也有让学生作研究作业的方式（叫作“演习”）。学生轮流作报告，包括教师在内的全体人员集体讨论。这当然就是“会读”方式的继承。
每次“会读”以后，吉川、入矢、田中三个人写作注释，这成果在《东方学报（京都）》杂志上以《读元曲选记》的题目连续发表，后来加以整理，成为《元曲选释》四集十二册，于战后刊行。
原来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是“元曲辞典的编写”，可是“辞典”终于没有编成。前面讲到的四万多张卡片至今还在田中谦二研究室（战后改成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保管着，我曾有幸看到。二百字一张的稿纸，几百张装为一袋，像书籍一样塞满书架。我想，这真可以和同时刊行的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相比美了。战后，觉得这批东西束之高阁很可惜的人也有，可是终究也没能把它们变成书。理由是当时这个集体的成员已散处各地大学，而学术上的理由则是入矢义高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书评中所讲到的。入矢义高这样写道：
张相氏有把语义分化过细的缺点。比如“须”的意思，第一，第二，第三……一共有六个意思。第六种意思是“虽”。为什么“虽”是第六个意思呢？理由不明。这种过细的分化产生了负面的问题，究竟依据什么来分析它的意思？一个词的最基本的本义是什么呢？分化成一，二，三，……，引申的意思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对这些，张相氏都没触及。日本人自古以来把“须”字以“应该，必须”的意思训读。我想“须”字只有“应该，必须”和“正，正是”两种用法。如果用在强调的场合，就有先作“正是这样”的大肯定，然后作转折的用法。这是在这种强调语词的引申中常看到的类型，“虽”的意思就属于这一类。
在这里，入矢义高主张：词的解释，只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资料可以作为它的根据，那是不够的，需要根据语言史观点的证实。对每一个词只按个别的情况进行说明，那么即使作为辞典也不算是完善的了。入矢义高指摘说：这就是前一代汉学者们的作法。
入矢义高在书评里指出的问题，他们自己也没能作到，这就是他们迟迟未能出版这本《元曲辞典》的原因。一本辞典要是以达到这样的学术水平为目标，确实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入矢义高接着说：“首先，需要限定时代的共时研究。从收罗所有的材料开始，对收到的材料依次给予调查，而且对每一个问题加以慎重地确认，仔细地斟酌，必须是这样予以完成。在日本，断代国语辞典的编辑正在周密地进行，即使只作像这样的共时研究也要花费很多工夫的。总之，先要有基础坚固的共时研究，然后才可能进行历时研究。”
从元曲语言的研究出发，战后，入矢义高进入禅宗语录的研究，田中谦二参加人文科学研究所计划的《元典章》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入矢义高说的共时研究的实践。
入矢义高讲的依据语言史的观点进行的研究，已经在英语的辞书中可以看到很多例证。而汉语研究在这方面还作得非常不够。近年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在进行，个别的研究也有取得成果的。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在进行编辑《日本大语志》，收罗从奈良时代以前（公元7、8世纪）的古文书到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杂志，调查用词的情况，对日本语的变迁加以有体系的整理的大事业。全书一百六十四卷的完成，有人预料将在一百年之后。
四
元曲《西厢记》今存的版本非常多。这些版本，是开展各种不同方面研究的材料。戏曲中能和它匹敌的只有一种《琵琶记》。
在日本，对《西厢记》的研究始于大正3年（1914）出版的， 就是前面讲到过的久保得二的《支那戏曲研究》。在战后学术研究的复兴之中，田中谦二也有多种著述涉及《西厢记》的问题。
在中国，自然有很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先后出版的两个校订本，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1949，开明书店）和吴晓铃先生校注的《西厢记》（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两个本子是两种不同的校订方式的代表。王季思本选择了一个本子作底本，参照其他本子进行校订。这是一般的古书校订的作法。他用明末的凌初成本作底本，我想是正确的选择。吴晓铃本是取几个善本的长处合成的本子。因为《西厢记》尽管有多种本子，却没有古本（留存至今的本子都是明代以后的，没有元代的），因此这种作法也是有效的，合理的。吴晓铃本把《西厢记》的第二本分了五折，这是与凌初成本有异的地方之一。
关于原本《西厢记》的本、折构成问题，田中谦二在《西厢记新论》中载有很有趣的论文（《关于“王作关续”说》pp.127－130）。 他指出《西厢记》全部26个套曲（21折加5 楔子）的用韵中（一个套曲用一个脚韵），王实甫把周德清《中原音韵》的19个韵类，包括一般作者很难用到的四种“险韵”在内，全都用上了。而且最后一个“鱼模”韵竟在最后一折，即第五本第四折才用到。根据这一个事实可以断定，王实甫开始写这本戏的时候，早已有使用元曲所有韵类的打算。《西厢记》全部五本，均是出于王实甫一人之手。这是田中谦二早在五十年前提出的看法。直到现在也有人坚持“王（实甫）作关（汉卿）续”说，却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我愿意请他们看看田中谦二的这篇论文。
久保得二、田中谦二关于现在《西厢记》版本的论文指出，今存的版本都是明代后期的东西了，已不可能是元代版本的原来样子。这样的论断，是以探讨《西厢记》原本的复原和《西厢记》元代本子的形态作为出发点的。王、吴两个校订本也是以接近王实甫原作的形态作为目标，而且提出了现在能达到的最高的水平。
战后一代仍然继续《西厢记》版本研究。由于研究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更多的版本和资料也不断搜集整理出来，对各种本子也有人作了更详细的调查。可是，如果说前一代的学者的研究是把探求《西厢记》古本复原作为目标的话，战后一代已经不再存这样的期望。特别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弘治刊本被介绍以后，人们对版本研究上出现飞跃的期待也越来越少了。
战后一代的研究目标，不再是指出明清诸本都是经过后人改窜的，也不再是指责哪个版本是民间为了赚钱的“坊刻本”。不是单纯的批评、否定，他们要看各个本子所反映的明清人在戏曲“接受”上的各种情况。比如同是一个《西厢记》，各个本子里有倾向于反映文人读书趣味的，也有倾向于反映舞台上实际演出的，从而可以引出《西厢记》版本中存在的各个系统。例如“案头系统”、“舞台演出系统”等等。
在这样的研究方向中，田仲一成（1932－）写了《关于十五、六世纪为中心的江南地方戏的变质（五）》，（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72，1977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把版本研究纳入他的戏剧史研究内。他校勘《西厢记》和《琵琶记》的多种版本，从中引出种种系统，按着他的戏剧史的构思加以整理。田仲一成与其说是把两种作品作为元代的文学来阅读，还不如说是作为反映明代的戏曲接受的情况来看，从中可以看出产生种种戏剧活动的社会结构。比起前一代的研究，版本研究面目一新了。
田仲一成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是把以前作为文学史一部分的戏曲史研究——即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章节的戏曲史研究——拉回到本来的戏剧史研究上来，探讨中国社会怎样出现戏剧，又怎样发展演变，是从戏曲的结构上进行把握的。为此，他很早就开始广泛阅读明清时代的各种文献。后来不满意仅仅念文献，或者说阅读文献而必然导致亲自到主要是香港各地进行实地调查，搜集资料。这些成果，从八十年代初到今天，已荟集为厚厚的四册先后刊行。（注：田中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1981年；《中国的宗族和戏剧（中国の宗族と演剧》，同前，1985年；《中国乡村祭祀研究》同前，1989年；《中国巫系演剧研究》，同前，1993年。）
戏剧演出起源于祭祀礼仪的观点，自哈里森的《古代艺术和祭祀》发表以来，已经成为西方戏剧史的常识。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中，还几乎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田仲一成的研究，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把握。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作为秘密仪式的祭礼礼仪，在逐渐失去其神秘性之后，作为仪式的意义逐渐淡化，而向戏剧、艺术方面转化。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戏剧。田仲一成抓住这条线索，描述了中国戏剧活动发生、发展、传播的过程，探究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从各种祭祀，如祝祭、安魂等的寓意，来重新解释一些戏剧现象。他并不认为，社会结构只是简单的阶级结构，他从村落共同体、宗族、商人的行会等这些具体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功能特征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正确的阐释。这填补了没有人涉足的戏剧史的空白，取得丰硕的成果。如前所述的他的版本校对等研究作业，乍一看是和过去的版本研究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是被嵌入了新的研究框架之中。
和田仲一成的研究比起来，就可以看到日本以前的研究之局限，不足的地方。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和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注：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8年。）是战前派中国戏曲研究的双璧。二者虽有程度上的差异，可它们都没有超出对于戏曲剧本和作家研究的范围。青木本人对于戏曲演出有过兴趣，他在北京居留的时候，曾经写了有关剧场建筑格式和演出实况的文章。可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能达到对戏剧的社会结构的理解。到了吉川幸次郎，则不再关心戏剧的演出。《元杂剧研究》的重点，不是上篇的《元杂剧的背景》，而是下篇《元杂剧的文学》，他更重视书面的文学剧本。这种思想也表现在前面讲过的元曲辞典的编写计划中。我们可以说，他的意图是把以文献解读作为重点的经学式的研究方法应用在元杂剧研究上。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戏剧是一个新的观点，田仲一成正是从这个以前没有发现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戏剧的特色。现在，日本学生、学者可以很方便地去留学，作调查旅行了。从田仲一成的研究受到刺激和鼓舞，在专攻戏曲的年轻研究者中，也有几个人致力于舞台遗址、少数民族的傩戏等等野外调查。不过，这也不是说戏曲文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告终。
戏曲小说曾经被称为“俗文学”。在盐谷温的时代，在大学中讲授“俗文学”，还是一种革命行为。从下面的一代，可以看到文献解读的深化。可是被研究的对象，都没有超出经过文人加工的作品的范围。我想，今后的“俗文学”研究，可能会有一种是对未经文人加工的、真正的俗文学作品的研究。文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一个民族的感性和思维方式，那么，最真实、最不夸饰的东西，不正是最“俗”的那部分东西吗？但是，民间文学研究，因为经得住分析的资料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在白话小说的研究中，像对《花关索传》（《成化说唱词话》）那样的发掘，在戏曲的领域有谁去作呢？在地方戏，民间演剧中残留的古老的东西灭亡之前，又有谁去作采集、整理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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