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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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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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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宾格助词，“mu”是动词的活用词尾。
总而言之，像这样，用字字对应的直译，把汉文读作大体上的日本语，这种对汉文的读法就叫“训读”。
中国语念成日本语，语序怎样改变呢？助词、词尾等又怎么连接呢？为此，就必须了解中国语的语法。为了教给初学者语序和读法，日本的汉学教师设计有一套符号和假名标示的方式。
汉文因为是古代中国的文言，是竖写的。“读”字的左下角的小符号“し”是下面的“书”字颠倒顺序来念的指示符号。两个字以上构成的单词或词组的颠倒就用数字“一，二，三……”表示。比如第一念“远方”，第二念“自”为了教给初学者各个字的念法，还在汉字的右下方用片假名标出助词和活用词尾等。
以上是所谓“汉文训读”。公元七、八世纪以后，汉籍大量传入日本以来，日本人一贯是用这种汉文训读的方法阅读汉籍的。在阅读中，中国语的单词也有很多被日本语所吸收。前面的例子中音读的汉字“远方”就是直接把中国词采用过来，成为很漂亮的日本语单词。这是从中国语采用的外来语，但在日本语中把这些词叫“汉语”，这里的“汉语”当然跟北大的“汉语中心”，中文系的“汉语专业”中的“汉语”意思不同。
日本人从小看惯了汉字，以为汉字就是自己的语言的文字。对于用汉文训读来念汉文的日本人来说，已不存在这是外文的翻译的意识。把英文译成日文是“翻译”，用“训读”读汉文就只是“读”，是“读书”。只用汉字来写的当然不能算是日本语文章。但也不是像西洋外语那样的明显的“外文”。日本人是用日本语来“念”汉文的。
“汉文训读”是日本最早采用外国文化、理解外国文化——中国文化时用的工具。对日本人来说，用“训读”阅读汉籍就是他的全部学问。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前。
最初，中国文化被有组织地引进是在遣隋使（607－）、 遣唐使（630－）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政局不断出现不安定的局面， 遣唐使也被废止（894），结果，日本就出现了一段闭关锁国时期。 室町时代（1392－1573）的足利幕府（政府）又派遣明使（1401－），恢复了正式的交流，引进的书籍也迅速增加。之后，德川幕府又发布锁国令，禁止同外国人的交流，当时只有长崎港可以继续开进装有书籍的船只。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知识分子曾经把接受以佛教和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视为自己最高的使命。遣隋使、遣唐使的时代，有着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海上交通的困难和危险，这些困难和危险极大地限制了人和物的交流，所以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大部分还是靠书籍的引进和阅读进行。根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的论述可以知道，这一时期从海上运往日本的书籍是以佛典为中心。今天我们一提到“汉文”，首先就会想到从“四书”开始的儒学著述，可是在那个时代儒学著述却并不是最需要的东西。儒学著述从第二交流时期才开始多起来，也就是说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阶级专门致力于对佛教的引进，而进入武士阶级的时代——镰仓时代以后，领主因为要求下属对他无限忠诚，而需要形成这样的思想体系，自此儒学著述才大量被引进，在日本国内和儒教有关的书籍出版也多起来。室町时代和明朝的交流，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的锁国时代，通过唯一开放的港口长崎，由船舶运来的众多书籍的主要部分都是儒学方面的著作。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开始现代化。明治政府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欧的文明，一方面加强基于儒教思想体系的忠君爱国的教育，这不久就和军国主义相连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日本败北。汉文在战前是中等教育的必修科目，学生们从中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汉文训读。在中学学习四年或五年后，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要进入作为预备阶段的高等学校（学习三年），这时的考试科目是“英、数、国、汉”。也就是说，当时要求学生像学习英语、数学、国语（日文）一样学习汉文。这个时期的学生写文章时，就会把“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这样的诗句用训读的语调编入他的文章。记得我在1946年进入中学时，上一年级学生教给我们的为体育比赛加油的一首歌中，就有“壮士白衣肌骨寒，易水之风萧萧”这样的词句，不过，在战后的改革中，汉文课大大地被减少了，所以我此后很久都不知道歌词中唱的是《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事情。总而言之，汉文训读有它的一种独特的语调，比起倭语，简洁有力，使文章带有一种漂亮的韵势。
在战前的中学里，汉文教学并不限于儒教经典。像《史记》和唐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有很多编入了课本里。中、日已经有超过十个世纪交往的历史，日本学生学习“汉语”，不仅要学习渗透到日本语中的“汉语”表现，也要学习“汉语”文化。但是这里有一条清楚的界线，就是课文只限于诗文，时代也在北宋前后。南宋、元明以后的文学，一般的学生就不读还有一条更清楚的界线是根本不读戏曲小说，白话文学被排除在汉文教育范围之外。
战前的“大学”的学生和将来要从事贸易等实际业务的人员不同，从事业务的人员一般在外国语学校进行学习。而大学的学生，尤其是旧制度的“帝国大学”这样的相当于中国现在的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学习的目的主要就是读文献。外国语的课程被认为不那么重要。大学中关于中国的专门学科有东洋史学科、中国哲学科和中国文学科。在这些学科中学习中国的文献，是用汉文训读来进行的。必须要很细腻地体味语言表现的文学科里也是这样。对中国文学科的学生来说，中国语的课程并不是首要的，充其量说，学科的一部分学生将来到中国去留学的时候，才有必要学习。所以认真学习的人也很少，开设的课程也很少。还有一点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战前日本把德文和法文作为高等学校的第二外语开设，所以一般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就已经学了三年德文或法文。可是学中国文史哲的学生在高等学校根本没接触过中文。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日本的战败。
“训读”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学术研究中，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也已经得到一定的学术成就。现在的学生们也要通过训读来阅读、学习前辈的学术成就。所以直到现在，东大的东洋史学科、中国哲学科的研究生院入学考试，也仍要考察训读文献的能力。甚至专攻国史学（日本史学）的学生，因为他们要看日本古代的公文、记录文献，而这些都是用“汉文”书写的，所以也必须掌握训读的技能。
下面，再回到盐谷温。
战后，盐谷温动手翻译了《西厢记》。这稿子1948年由昌平堂出版。这本书后来经过修改，成为他的定本《歌译西厢记》，1958年由养德社出版。这个翻译呢，曲子部分译成七五调的日本语的文言诗歌（七五调就是反复以七音、五音构成一句的格律，日本的定型诗一般以七五调和五七调为最多），而道白部分基本上仍然保持训读的直译语调。虽然个别的单词顺应文章脉络置换成相应的更合适的日本语单词，可是句子的结构始终没能离开训读的直译句法。后来的学者的翻译，如吉川幸次郎的《元曲金钱记》等，就是把道白全置换成日本的戏剧道白的文体，完全译成了现代日本语。盐谷温当时没能首创这样的作法。
我想盐谷温不能脱离汉文训读，表现了他作学问的方法还不能超越传统的汉学。这不只是阅读文献的方法的技术性问题。对文学研究来说，做研究的人本要有细密丰富的语感。元曲的道白很能反映元代的口语，用训读作翻译，就像刚才所说的，变成了古色古香的，摆架子的文笔。老百姓的俚俗的日常口语，本来不能用文人官吏写的文章的风格来翻译。用不怎么高明的机械的翻译方法，会使文风根本不协调。现代的一般的读者看，总觉得奇异。可是惯于阅读汉文的人，也就是中了“汉文毒”的人，并不感到有什么奇异，——这就是“汉学”的世界。
三
进入昭和年代以后，日本的元曲研究被以吉川幸次郎（1904－1980）为中心的京都大学学派推进到新的阶段。
昭和14年（1939），吉川幸次郎在东方文化研究所（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着手计划《元曲辞典》的编写。在此之前，青木正儿（1887－1964）已写了《支那近世戏曲史》（1930年），《元人杂剧序说》（1937年）两本书，在戏曲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吉川幸次郎想使研究的水平更提高一步，他认为有必要再一次从头开始，从仔细地阅读作品开始，于是作了这个研究计划。开始，青木正儿也参加了这个联合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两位年轻人：入矢义高（1910－1998）和田中谦二（1912－）。他们是被从原来任教的中学召去，参加这个联合研究小组的。这个小组在研究所内被称作“元曲研究班”。
那时候，由京都的学者们看来，在东京方面由盐谷温等人搞过的元曲研究和它的成就已经不能使人满意。入矢义高一次谈到自己参加“元曲研究班”的经过。他说他被召去参加这个小组以前，阅读的只是选入《国译汉文大成》的《西厢记》（1921年），并认为：“宫原民平的注释即使现在看也是非常杰出的。与此相比，盐谷温的东西并不见佳。”这个评价，如果是指在宫原民平之后很长时间出版的盐谷温的注释里不能找到明显的、划时代的进步的话，那么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公平的。
京都的元曲研究班和盐谷温之间，已有时代的差异，学术的发展阶段也应有所不同，我在这里主要讲一点他们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这个研究班的工作和先前的研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它进行了有组织的联合研究作业。
重要的准备工作由两个年轻人分工来作。入矢义高主要负责收集有关语汇训诂的资料；田中谦二负责不同本子的校勘以及词语卡片的抄写。前者（入矢义高）查找《通俗编》这类辞书专著自不待言，还要寻找在宋元以来的笔记类里涉及到的俗语记述，其查找的范围后来扩大到传统的诗词、古白话小说、南方系统的戏曲、说唱等等。后者（田中谦二）当时只掌握三种异本：元刊本三十种（这是上述的狩野直喜在中国复制的罗振玉藏本）、南京图书馆影印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和息机子杂剧选的胶片几种。加上曲谱类引用的元杂剧的只曲，做成了校勘表。这个校勘表不仅仅是标出文字的异同，还要按格律断句，确定韵脚。参考的当然有《北词广正谱》，加上近入王玉章的《元词斠律》，田中谦二自己还剪碎一部《元曲选》，做成每一曲牌的集曲卡片，完成句子格式的准备工作。另外还要抄写语汇资料，以宋元的俗语为中心，并包含现成的诗句或谚语的成语，以及故事典故，共作了卡片四万二千张，以语汇项目来算也有一万七千。当时在京都大学国文科作留学生的魏敷训先生（他后来做了北京大学讲师）协助抄写工作。
每周一次召开的研究会，采取轮流讲读的形式，研究班加上研究所的经学文学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都要轮流进行讲读。指导者吉川幸次郎和文学部（系）的青木正儿两个博士也不例外。成员称这种作法叫“会读”。这个所谓“会读”方式，在元曲辞典编写计划之前就已存在，也是由吉川幸次郎主持的《尚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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