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倾向又有着独自的艺术探索的小说史。作者自叙其写作经过时说，他当初是在“以反共著名的”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支持下，以“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政治态度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2］。 这种政治态度形成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全书的框架结构、材料选取和创作品评之中，表现出极其主观的“偏爱”。本来，夏氏看到了：“一个（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2］所以， 他指出：“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可是， 这种公允的学术批评标准却为他的“政治立场”所否决。在“文学价值”和政治需要之间，他首先选择和服从了后者，正如他在说了上面那番话以后所坦言的：“我的目标是反驳（而不是肯定）他们（按：指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看法。”［2］ 这就不能不使一部研究小说历史的著作充满了政治偏见，难以成为“信史”。不过，毕竟著者是深通英语语言文学，且是“专攻英诗”的，又深受“新批评”派和英国著名批评家李斯特《大传统》的影响，加之熟练自如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信手拈来，将中国现代小说与数十位西方作家、百余篇西方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表现出极富个性特色的艺术鉴赏能力；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政治偏见造成的错误批评而获得自己的艺术独见，如将张天翼、吴组缃开辟专章论列便是适例。（全书有7个作家专章，另5个是：鲁迅、茅盾、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政治“偏差”和艺术识力互见于各章之中。）
曾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金介甫（1948年出生），经过艰辛的调查研究，于1987年推出《沈从文史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本书“史料翔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3］。1990年，本书以《沈从文传》题名出版了二十余万言的正文译本（符家钦译，时事出版社出版）。鉴于原著有646条注文，几及全书之半， 又很富学术价值，故1992年又有同一译者的全译本的问世（湖南文艺出版社）。读过原著的我国著名学者赵瑞蕻、金堤都一致赞赏本书引证广博，参证精当”，“惊叹之余，深深为我国学人未能早日写出这样的巨著感到惭愧”。（见全译本出版者言）
美籍华人、密西根大学教授梅仪慈博士早在50年代就开始研究丁玲，1981年3月至8月多次承教丁玲并深入调查研究，于1982年出版《丁玲的小说》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之一）。本书系统而简要地探讨了丁玲小说创作的发展过程，中译本于1992年11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沈昭铿、严锵译）后，受到学术界好评，被看作“近些年来国外丁玲研究有特色的著作”，“史料翔实，说理充分”，“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不无意义的探讨”；有的还指出这是“一部卓有成效的新研究方法之作”。（见译后记）梅仪慈还发表过若干论文，其中从叙述学角度研究丁玲小说的叙述方式的论文，早在1986年丁玲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就引起过研究者的注意。
最后，看看欧洲的研究
我们可以举出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只因篇幅不容，仅介绍一位资深的，也是在海外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学者——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早在1932年，普实克就为研究中国历史来过我国收集资料，后撰有多种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著作。为翻译《阿Q正传》和《呐喊》集，1936年夏秋， 与鲁迅有过书信往还（今存鲁迅致普实克信两封）。普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其富于“创见性”、“代表性”和“适用性”的成果，主要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选编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比较文学丛书”之一，1987年8月出版，李燕乔等译）。 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海外学者称他“作为为数不多的对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都能应付自如的欧洲汉学家之一，敏税地觉察到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复杂反响”。他对传统文学的两个方面——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他的着力研究之所在）和士大夫文学——所给予新文学的影响，有独自的见解。他提出“抒情（的）”和“史诗（的）”两个概念，以此勾勒现代文学两条“准传统”脉络，并分别以鲁迅、郁达夫和茅盾为代表进行论述，指出“史诗（的）”和“抒情”（的）之辩证结合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普实克在《通报》上发表长篇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指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夏志清完成了一部相当可观的论著，这一点已由他书后的参考书目、图表和索引所证明……它们的确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必须说夏志清此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夏氏虽然声称他的研究“主要是以对文学价值的考虑为基础”，而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在满足外在的政治标准”，因此表现出“武断的偏执”。在批评方法上，“他没有采用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方法，而是满足于……一种极为主观的做法”［ 4］。普实克在书评中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由这篇文章开始，1961～1963年之间在《通报》上展开了论争，此后，在若干学术会议上继续争鸣，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由是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关于普实克在域外汉学界的地位，西方一位学者的体认和评价最为客观和公正：“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普实克教授开拓的业绩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他不仅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准则方面开创了业绩，而且通过几十年来从事教学和写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去追寻他的遗迹”［4 ］（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前言》）。
【参考文献】
［1］严绍瓕.《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辑.
［2］《传记文学·夏志清卷·序》［M］.台北：台湾台北出版社，1979年，第1页.
［3］金介甫.《沈从文史诗》［M］ . 纽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全译本《后记》.
［4］［捷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A］.［美］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C］.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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