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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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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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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且面对历史事实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思想却是具有一种价值的通性的，因此是具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能死亡的。
作为一名犹太学者，列文森对犹太文化有着深刻的关怀，对犹太教有着虔诚的信仰，这种关怀和信仰使他的历史研究带有很强的“精神性”品格。他的“犹太情结”确实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很深刻的影响。他对儒教悲惨命运的描述，实际上源于他对自己的犹太教的一种忧心如焚的终极关怀，是对所有古老的精神文明的描述。
列文森关于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走向没落的断言，可以说是一种如实的现象描述，可是他似乎忽视了儒家传统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深层积淀意义，而是带着一种“西方中心”史观。而他所流露出的对儒家命运死亡的悲怀感伤却是一种内在超越。
余英时则借助西方当代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多元文化观的理论背景下阐扬了儒学内在超越的价值系统的现代意义，以现代的治学方法和眼光对儒学发展的历史作了详细的考察，通过对清代儒学史的新解释，突显了儒家的知识论传统对儒学的未来走向作了提揭。
余英时认为：“十六世纪以来，儒家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各方面的观念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对西方文化所作的选择性的接受又有内在的关联。”同时，“近代西方文化对于儒学的挑战主要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的领域之内。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前夕，儒学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各方面的思想新基调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5] 余英时梳理明清儒学“形而下”方面的思想资料，揭示出儒家“形而下”的思想正朝着中国本土的“现代性”的方面移动，从而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由西方挑战所激起的，而是有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的作用。[5] 为此，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6] 他没有像当代新儒家那样去汲取建构理论的形上学，在抽象的观念上来‘会通’、‘融合’中西文化，而是将儒学置于政治社会历史变动的大背景下，揭示其内在渐变。并提出“创造性转化”的立场，他认为对中国与西方传统都采多元的了解，它们自身内涵的许多成分，有的彼此相容相契，有的彼此则有或多或少的冲突。所以，中国传统或西方传统都不是单一的有机“化合物”，而是复杂的多元实体。这样的文化多元观点无疑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超越，也是我们当今应该持有的文化立场。
【参考文献】
[1] 杨华．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论列文森的中国学研究[D] （华东师大博士论文）.
[2] 张凤江．记儒学家余英时先生[J].江淮文史，1996(2).
[3] ［美］列文森（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盛邦和，余英时.一个“韦伯式的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5]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 孙勇才．道不同不相为谋——论余英时与现代新儒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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