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积极的重建，则必须面对新的、更为广阔的话语资源，而不只是停留或局限于儒学固有的话语资源上。儒学话语系统的重建应该既向前看，又向后看，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向后看，而不应该只向前看。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每一个儒学研究者必须做向前看的工作，如进一步开展对儒学经典中概念、命题的义理挖掘，理清思想发生发展更为详尽的脉络，努力寻找更适合时代与民众特点的言说方式。但我们就是不能为了儒学话语系统而只囿于儒学话语系统，即为自身而自身。儒学话语系统的重建不能置现成的并且在批判精神、思辨气质、理性分析、问题描述等层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的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于不顾，不能对庞大的西方资源视而不见，而一味地追求自话自说、汉话汉说。仅凭陈淳《北溪正义·性》中关于“性即理”的解释并不能够让今天的学生更为清楚地了解理学家的思想主题，因为它在言说方式上仍然只是古代的。而在今天，我们对于“性即理”命题的解释如果仍只以古人的言说为言说，并且只有古人所说的那一些内容，那么，这一定是当代儒学研究者的悲剧，因为后者并没有能够将“性即理”作适合我们这一时代的阐释，或者“性即理”仍还是一种僵死的典籍语言，还没有真正进入当代人的话语系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如果仍只有宋明时代的那一些家当，只能说明生活于现时代的我们已无颜面对无数先儒大哲。

而当代儒学研究者在阐释仁心、良知、性体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把康德的实践理性引进来，而为学生提供另一种参考坐标，开拓他们的理论视野呢？在讲述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将之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境域相比较呢？儒学只有在不断被注入鲜活的时代内容、不断引入新的话语方式的情况下，才能够形成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儒学始终只有古代的一副面孔，始终只是老气横秋的样态，那么，说明儒学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其实，即使在古代，儒学也并不只有一副面孔，孔门儒学不同于思孟儒学，董仲舒的儒学也有别于朱熹的儒学，不一而足。维护儒学自身话语系统的统一性、完整性与生态性原本无可厚非，但断然没有必要拒斥一切外来哲学话语对它自身的滋养与补充，而走向绝对性的、单一化的“话语依赖”。今天的儒学研究者不可能说出三百年以后的儒学话语，同样也不应该重复三百年以前的儒学话语。因为我们的存在方式在根本上决定了儒学思想与话语的解释面目。话语依赖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又一次地失语，即一种面向时代、面向现实社会的涵摄能力与诠释能力的彻底丧失。

对儒学自身话语系统的迷执，或者过分强调中国哲学的自话自说、中国哲学自己的学科范式的背后，似乎总有一种民族保守主义的心态在隐隐作祟。而这种心态又起源于自近代以来一直落伍并不断挨打之后的自卑。越是处于逆势的弱者，往往越需要自我保护，其自我认同的意识、自我保护的要求也就越强烈，有时甚至还会发展到神经过敏的地步。西方的哲学家们呼吁过要确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或达成自己一致的学科范式吗？没有。过去的古希腊没有，现、当代没有，后现代的现在和将来就更不可能有了。汉唐时代，面对佛学的挑战，那些呼喊着要捍卫道统的儒学家们并没有真正推动儒学的进步，更没有成就出吸收了佛学后崭新的儒学形式，最多只能成为儒学与佛学之间不断磨合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张力的另一极端，而往往是那些坦然面对外来文明、积极主动地援佛入儒、并能够从一开始就沉入于细部问题研究的儒学家们才现实地发展了儒学。

迷执于儒学自身的话语系统，从一个侧面看可以被理解成儒学发展的自身需要，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则可以被看作面对强势文明冲击时弱者自我保护的本能性反映。我曾指出，今天我们乐于建构话语系统或所谓“学科范式”的行为，似乎已经远离了本土哲学道统试图有所担当的初衷，反倒颇有似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显然，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局部地看是有好处的，至少已经保住了自身的存在，但从长远利益看则极不利于促使区域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发展与壮大。在文化继承的历史活动中，传统始终是活的，死不掉，死的往往是那些救也救不活的呈现方式。只要人种还存在，只要民族的语言还在使用，传统就不会消失。传统绝不是靠一味的死守就能够保住自身的。与其简单地死守，还不如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适。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化在任何处境下都会以自新永新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儒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都没有成为绝学，所以我们对儒学的未来也应该有信心，但又不能走向盲目的乐观。显然，这种信心应当完全建立在儒学自身的积极创新与变通更化的基础之上。儒学思想及其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目前受制于西方哲学的状态只不过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须阶段或一个必经环节，同时这也应该被看作是为儒学又一次释放自己的巨大消融力，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与更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刻意制造某种儒学话语系统，是一种操之过急的形而上学要求，其本身并不有利于为目前仍处于创新时期的儒学哲学提供更为开阔的资源空间。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始终是在不同思想内容交互砥砺的过程中、在不同话语系统交互涵摄的过程中实现的。一个话语系统中被尘封已久的思想内容往往会被另一个话语系统所激活，而重新获得生命力。本土话语系统中并不起眼甚至已经被埋没已久的概念、命题有可能在另一个话语系统中呈现出更多的意义。所以，只要在自身话语系统的涵摄范围之内，说什么话都不要紧，一切外来文化的概念、范畴、命题形式，只要能够有利于清楚明晰地阐释儒学义理，只要能够有利于将儒学内部的问题进一步呈现出来，只要能够有利于开显出儒学于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智慧，都可以成为儒学新的话语系统的有机成分，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成为塑建新儒学的宝贵资源，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儒学丢弃自己的问题域、主题内容与话语系统。儒学应该经得起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不同人们在不同的学科、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儒学既应该允许思想史家对它进行纵向的梳理，也应该允许哲学家对它作横向的解析，两个向度都是合理合法的。于是，我们并不能说，只有前者才是真学问，后者就不扎实。[2]

同时，在现今时代，儒学的传统并不应该只以一种书卷化的方式存在着，而应该走入生活世界。儒学的发展不能只满足于理论化的义理追寻，还应该关注儒家作为神道设教的礼乐层面、仪轨性内容，积极建构儒学的民间存在方式。儒学的发展离不开诸如政府官员、学院化学者、民间布道者等各种社会阶层人士的共同努力。而作为生活在今天的儒学研究者，似乎更可以开发出更多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又丰富多彩的儒学文本形式，可以通过一切可能的、多元化的话语方式弘扬儒学精神。文字载体中，并不是只有高头的理论文章才能够发展儒学的，一切承载着儒学经义的诗歌、散文、语录、格言、电视文艺、广播、因特网都可以成为儒学走进民众生活的新颖的话语方式。

三、“去哲学化”与“向右走”？

现代化在未来中国的成功，一方面，极有可能导致一种把西方价值普遍化乃至绝对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而认为只有来自西方的文化才能拯救中国，还是西方的好；另一方面，又极有可能导致将本土文化、传统观念抬升为高于一切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绪，而认为西方现代化终于被我们驾驭了，一切都为我所用，还是我们中国人厉害。这两种可能离现实都不遥远，都很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在当前中国思想界里，反对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义与保守主义则应该是第一位。把西方哲学因素从中国哲学中清除出去的冲动和要求，必然使得中国哲学及其话语系统被过分特殊化，从而有可能把中国哲学陷入于一种神秘化、地域化、经验化、族群化、他者化的境地。为民族而民族、为本土而本土的非理性主义完全是一种自闭行为。千万不要给世界、给西方人造成“中国哲学是普遍哲学中的另类而不可能进行有效沟通和对话”的错觉。

目前的儒学研究者队伍中，有一些人没有丝毫的形而上学兴趣和理想，不懂西方哲学，不愿意也不屑于聆听来自西方世界的声音，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看不懂也不愿意看，有的甚至连接触西方哲学的勇气都没有。这显然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情。儒学与哲学之间不应该构成一种矛盾、对抗的关系。儒学研究者不应该排斥哲学，而必须学哲学，通哲学，这应该当代所有治儒者的一项必备功夫。哲学没学好，对儒学的认识和把握也是有问题的，至少其中涉及问题层面的哲学义理的展开失去了另一种异质性方法系统的支撑。任何一个儒学研究者在读通、弄懂了哲学之后，再去重新阐释儒学，只要他还站在儒学的基本立场[3]（主要包括认同于儒学的终极价值、儒家的主体自觉、积极的文化担当、把握儒学的脉络义理、个体自我的修行实践、对儒家精神的布施与传播等方面）上，就不必担心他会使儒学非儒化。“去哲学化”对儒学研究本身无疑是极有伤害的。看不到哲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优越性与统领地位的人，才会对哲学失去兴趣；没有走进哲学并不懂哲学的人，才会对哲学失去信心，才会逃离哲学乃至仇视哲学。拒斥超越性、抽象性的儒学研究者在客观上已经削弱了儒学在问题层面上与西方哲学的对话能力，不懂哲学的儒学研究者所建构起来的儒学一定是疲软乏力的，注定走不远。[4]所以，如何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化的同时，又能够彰显中国学术的普遍价值，应该是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应当成为一种有限的、特殊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认识论哲学中，并不存在游离于普遍价值之外的特殊价值。仇视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的哲学话语，不可能为未来的中国学术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儒学并不拒绝纯粹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也不应该遮蔽自身的内在紧张。儒学研究不能堕落为一种远离了哲学形而上学的知识考古活动。儒学话语的生成应该获得更为开放的心态。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始终涌动着一股向右的力量，他们只看到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挑战，而始终看不到在挑战的背后中国哲学所迎来的自我更新的大好机遇，主张往回走，而极力把中国哲学的研究拉回到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之前。在当前的儒学研究中，那种回归、还原的呼声，强调儒学研究的原汁原味，正宗醇化，用纯粹中国的话语描述传统的学术问题，进而回到中国固有的学术道统自身，这显然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负责任的态度，而只是一种近乎非理性的要求，尽管于民族情结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实质上却是不负责任的。发出这种呼声的学者本身思维的中国化、传统化程度就很值得怀疑。尽管他们指责儒学哲学化已经陷入了不中、不西的僵局，而实际上他们自身所持的方法论及所完成的研究也未必就是传统中国的，同样也不能免于不伦不类的尴尬，也就是说，既不属于历史，更不属于哲学；想成为思想史，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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