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
 |
时间：2009-8-8 16:46:38 来源：不详
|
|
|
样一个问题的探讨，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原因不仅在于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而且对于其经典化过程的详情却无法了解。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依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加之合理的历史想像，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作以简单而谨慎的描述。
我认为，“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商代是“诗言志”说的创立时期。从上文的考证中可知，“诗言志”说大约产生于殷商时期。这既是本文提出的新观点，也是我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的基本出发点。原始音乐（包括歌、乐、舞）的发展，到商代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考古证明，从已出土的甲骨文中有18种乐器名称；还有出土的商代乐器实物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鎛、铎、铜铃、陶铃、埙等种类，尤其是出现了编磬、编铙和18枚铜铃组合使用的情况；基本上形成了“十二律体系”；从乐器出土的地点看，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区，表明了商代“乐政”的昌盛[8]。因此，《尧典》关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论述，很可能就是商代音乐思想的基本反映。上文提到“殷人尚声”和《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诗言志”说创立于殷商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创立者有意采取了“经典化”的策略，一是将“诗言志”说放入《尧典》之中，二是假借“舜帝”之金口说出。也就是说，“诗言志”说是作为经典而创立的。因而，它一出现就是经典，就是权威。
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对“诗言志”进行经典化。具体说，西周的礼乐制度，将“乐”（包括诗、乐、舞）仪式化、等级化和制度化。由于周王朝“制礼作乐”的需要，朝廷组织专人“采诗”和编诗，便形成了我国上古文化史上的第二部典籍《诗》（早期文本，即西周时期的诗歌）。由于朝廷的作为和政治的作用，从商代流传下来而又加入“周书”的《书》和《诗》便开始成为经典，“诗言志”便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了。这是从制度层面对“诗言志”经典化的时期。
春秋时期，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对“诗言志”经典化。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赋诗言志”的社会文化思潮。从西周以来，《诗》不仅成为“雅言”的经典，而且成为朝廷和诸侯教育子弟的经典教材。所以，从朝廷到地方各诸侯国（邦）都培养了一批精通《诗》的人才。“最著名者有鲁季文子、季武子父子，叔孙豹、叔孙婼父子，晋之赵武、叔向，郑之子产，齐之晏子，卫之北宫文子，吴之公子季札等。”[8]由于当时可供子弟学习和人们阅读的书寥寥无几，大约只有《诗》与《书》而已。其中，《诗》更为特殊一些，它不仅是子弟启蒙识字的课本，又是礼乐制度的书面文本。因而它的传播范围更广，其经典化程度也更高，基本上形成了天下读书人无一不读《诗》、无一不晓《诗》和无一不用《诗》的局面。《诗》成为人们的知识资源、礼仪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里，逐渐形成了“赋诗言志”和“借诗言志”的社会文化风气。“此风大约兴起于僖公、文公之际，至昭公、襄公时最盛，前后流行约百余年”[9]。在政治、外交和士人言谈之中，人们往往将《诗》作为经典引用，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愿望和思想（即“志”）。据统计，《左传》引诗181篇次，赋诗68篇次；《国语》引诗26篇次，赋诗6篇次。③高台会盟，华筵宴客，人们赋诗言志，才华俊爽，真乃“春秋一场大风雅也”（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这些引诗、赋诗活动都与“言志”有关。《左传》中关于“赋诗言志”有四处记载：襄公十六年记载一处，“齐高厚之诗不类，……诸侯有异志矣”；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两处，“请皆赋，……以观七子之志”，“诗以言志”：昭公十六年记载一处，“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这些可以看作是对《尧典》“诗言志”说的具体实践；而“诗以言志”既是对“诗言志”说的发展，又是对春秋“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
另一个是孔子对“诗言志”说的实践。在《论语》中，孔子一般不引诗，但只论诗。“言志”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三次，一次在《公冶长篇》，两次在《先进篇》，均出自孔子之口，云“各言其志”。在近年发现和整理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三处关涉到“诗言志”：第一简云“诗亡隐志”；第八简云“《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第二十简云“其隐志必有以谕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总之，通过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经典化，扩大了“诗言志”说的社会影响，奠定了“诗言志”说的经典地位。
第三个时期，从战国初年到战国末年，从理论层面进行“诗言志”的经典化。战国是一个很务实的时代，也是一个“子学”发达的时代。随着周王朝的逐渐衰落，各诸侯皆欲以“战”霸天下。礼乐制度、《诗》《书》经典和赋诗言志等旧时代文化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士人面对现实，或著书立说，或游说诸侯，皆跃跃欲用于世。因而，一时著述迭出，论说纷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皆从实际出发，或言法，或言兵，或言农，或言技，或言术，却很少言诗。兵家如《尉缭子》，名家如《公孙龙子》，杂家如《黄帝经》，法家如《商君书》等，皆无一例引《诗》。因为在他们看来，诗、乐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商鞅认为，“学《诗》”必使“粟少”、“民穷”、“兵弱”、“国削”，因而将“《诗》”、“《乐》”列入“六虱”之二（《商君书·靳令》）。韩非也认为，“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韩非子·十过》）。这些人功利务实，为学多存形下之思。但这是战国学术的主流，因而可谓“子学”多“实学”。当然，也有例外。这时，关切精神文化，心系形上之学者，只有儒、道两家。所以，“诗言志”的经典化工作就是在儒、道两家中进行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虽然对《诗》持否定态度，但“《诗》以道志”（《庄子·天下》）一说，却在无意中为“诗言志”的经典化做了传播工作。应该说，这个时期“诗言志”的经典化工作主要是由儒家完成的。《孟子》一书引诗33次，称诗2次。孟子从“读者接受论”的角度，提出了“逆志”说（《孟子·万章》），进一步发展了“诗言志”说。《荀子》一书引诗82次，论诗11次[10]。荀子受庄子的影响，从“六经论”角度，指出“《诗》言是其志也”，进一步引申了“诗言志”说。到了《礼记》出来，既上承《尧典》，又对春秋以来的“诗言志”经典化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孔子闲居》）等“五至”说，形成了《尧典》之后的第二个经典。
第四个时期，从西汉到东汉，进一步巩固了“诗言志”的经典地位。汉代是一个重立经典和经典流行的时代。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家经典是逐渐形成的。早在春秋初期，《诗》、《书》就已经成为经典了。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国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他还在这话之前，用了“臣亟闻其言矣”的表述方式，可见这话是他听前人说的。那么，《诗》、《书》经典化的时间还可以向前推移。后来，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几代儒家学者的努力，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经典，称为“六经”。在这些经典中，《诗》、《书》在春秋之前就已经被官方经典化了，甚至被制度化了，只有其他四经则是经过儒家学者个人的努力经典化的。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制度。从此，《诗》、《书》等经典便又一次被官方化和制度化了。同样，“诗言志”也成为新的官方经典。因此，在整个汉代，“诗言志”成为最流行的经典诗学思想。据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的“诗言志”专题选文来看，汉代就有12条[11]。贾谊、董仲舒、扬雄、班固、王逸、郑玄和许慎等汉代著名的学者，都谈论过“诗言志”问题。其中，《毛诗序》是最杰出的代表。它上承《尧典》和《礼记》，对“诗言志”作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论述。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将原来就是经典的“诗言志”再经典化，被后世学者所祖述，成为《尧典》和《礼记》之后的第三个经典。到此为止，“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基本上完成了。从此以后，只是使用经典和发展经典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是我对“诗言志”经典化过程的简单描述。这就是：商代是“诗言志”说的创立时期，产生了《尧典》这个原典性经典；从西周以降，在1260多年之间，“诗言志”说经过了三个时期的经典化，又形成了《礼记》和《毛诗序》这样两个经典文本。因此，对于“诗言志”的经典载体来说，《尧典》是第一级经典文本，《礼记》和《毛诗序》是第二级经典文本，形成了“一宗二派”的经典文本系统。它们对于后世的影响力是有大小差异的。我根据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和《中国近代文论类编》的“诗言志”专题选文情况统计，历代引用《尧典》者27条，引用《毛诗序》者23条，引用《礼记》者8条。虽然三者都是经典，但前两者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些大体能够反映出“诗言志”经典化过程中的实际情形。
三、“诗言志”经典化途径与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庄子·徐无鬼》有所谓“横说”和“纵说”之法。上文谈“诗言志”经典化过程，是纵说；接下来谈“诗言志”经典化途径，则是横说。就是说，我们要探讨“诗言志”是通过什么途径成为经典的。因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所以它的经典化途径便不只是个案问题，而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下文将“诗言志”经典化途径与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问题结合起来探讨。
由于“诗言志”经典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而它的经典化途径也显得比较复杂。大致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品的内质。“诗言志”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诗学命题，是一个对于诗歌创作过程高度凝练的经典概括，是一个具有“精品内质”的古代文论观点。因此，“诗言志”便有很丰富的理论内涵，历代学者对于它的阐释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些问题，我在10多年前已经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12]。当时，我认为，诗言志，“这是三个内容异常丰厚的沉甸甸的诗学术语，这是一个揭示诗歌创作过程由志而言而诗的简明公式，这是一部将诗歌创作过程中三个重要阶段的丰富内容高度浓缩的诗学著作”。从历史上看，类似“诗言志”这样简明精要、内涵丰富的命题，并不多见。很显然，“诗言志”已经具备了“精品的内质”。所以，“精品的内质”，就是“诗言志”经典化的基本条件，也是古代文论经典化的基本条件。诸如，“立象尽意”、“神与物游”、“为情造文”、“文以载道”和“诗穷后工”等经典命题，《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和《人间词话》等经典论著，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因为它们都具有“精品的内质”，具有成为经典的内在条件。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典化的唯一途径。
其二、阐释的空间。“诗言志”这句古训为后世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孔子重视“观志”，孟子则善于“逆志”。《礼记·乐记》从礼乐活动的主体表现心理层面，将“诗言志”纳入其表现体系。《礼记·孔子闲居》突出主体“志”的地位，提出了“五至”说。《毛诗序》看重“志”的运动（所之）过程，作出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